罗马角斗士剑断远东
2017-04-27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内忧外患中的意大利,选定了中国作为崛起的踏脚石,没想到大清帝国不惜亮剑以抗,罗马角斗士不敢应战,黯然退场,却由此激励了中国鹰派,直接推动了全面排外运动,点燃了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的导火索……

染指

又一位“马可·波罗”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不过,它却是一艘全副武装的巡洋舰。
  随舰而来的,是意大利新任驻华公使马迪纳(Renato de Martino)。这是一位老牌非洲事务专家,意大利将他派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加强对中国的争夺。
这是1898年的10月份。
  北京的空气中还充满着肃杀的气氛,不久前发生的“戊戌政变”,将绝大多数干部都推到了改革的对立面,并且令各色反对者们形成了统一阵营,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成为众矢之的,“改革”一词迅速地从主旋律蜕变成为敏感词,李鸿章、张之洞等改革先锋,也纷纷夹紧尾巴。
  列强却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对中国的分割。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所获得的巨大战争红利,令全世界为之眼热,列强随即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英国强租威海卫,都在这个时期次第发生。那些熟悉中国事务、并且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交官们,纷纷被本国政府召回,各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瓜分中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从容不迫,那么温良恭俭让。
  遥远的亚平宁半岛上,意大利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这个“大秦帝国”(古罗马)的继承人,被内政和外交弄得焦头烂额:对外方面,装备精良的意大利军队在阿杜瓦战役(Battle of Adowa)中,败给埃塞俄比亚,“不敢想象,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的军队会在一名非洲酋长的手中遭到如此巨大的灾难。”意大利随即被迫退出埃塞俄比亚;内政方面,民众与政府严重对抗,政府甚至在米兰向示威群众开枪,酿成“米兰事件”。在双重压力下,意大利决心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既转移国内的政治视线,又积极攫取殖民收益。
  当时,丝绸工业是意大利的支柱产业,必须依赖中国的生丝供应。而意大利在中国无论是政治影响力还是经济影响力,都很低。面对似乎即将被列强全面瓜分的中国,意大利制定了自己的目标:在宁波与厦门之间,攫取一个港口。他们的候选目标是:福建的三沙、浙江的台州和三门。这三个港口不仅都是天然的良港,最接近中国的生丝产地,而且远离列强中的那些大鳄。
  1898年的春夏之交,正当中国开始喧闹“百日维新”时,意大利发生了动乱,军方在米兰向手无寸铁的示威人群开枪,随后导致内阁倒台。派遣军舰“考察”中国沿海港口的计划,就推迟到了秋天,却正好赶上了中国戊戌政变,仇外的保守派们全面掌权。
  经过一番并不认真的考察,马蒂诺公使和“马可·波罗”号巡洋舰舰长,选定了三门湾作为目标。
  意大利于1899年2月底向中国正式提交了照会,要求租借三门湾以及入湾处的三个小岛,面积与德国在山东的胶州一样大,其权限利益则参照沙俄租借旅顺、大连湾办理。同时要求准其修筑一条从三门湾通往鄱阳湖的铁路,浙江省南部三分之二均为其势力范围,并声称浙江全省不得租赁给其他国家。马迪纳在照会中宣称,意大利是欧洲六大国(英法俄德奥意)之一,中国既然已经许权利于五国,也应以同等的权利许于意大利。

碰壁

但意大利人没有想到,同志加兄弟的法国事先将情报透露给了中国方面。早有准备的中国,接到了意大利公使马迪纳的照会后,干脆拆都不拆,原封退回。
  这下子意大利人感觉受了奇耻大辱,马迪纳暴跳如雷。法国人放了一把野火后,闷声不响,英国人和德国人倒是出面打圆场,认为退回照会的行为毕竟太不符合外交礼节,希望中国政府重新考虑。总理衙门随即“纳谏”,派人到意大利使馆取回照会拆阅,同时电令驻英公使向意外交部道歉。但是,大清政府的“礼貌”行为,又被马迪纳解读为软弱。在马迪纳建议下,罗马决心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加派了一艘军舰到中国。
  3月8日,罗马批准马迪纳的请求,同意他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意方拟定的最后通牒是限令中国在4日内接受意方条件,否则意大利公使下旗回国,兵戎相见。同一天,英国公使窦纳乐(Sir Claude M. MacDonald)再度出面协调,总理衙门答复说,退回照会并非是侮辱意大利,而恰恰是为了维护中意两国的友谊。此时,法国与俄国两国表态,反对意大利武力威胁中国。在外部压力下,罗马决定改变立场,再观察一段时间。
  3月10日,正在拟定最后通牒措辞的马迪纳,于中午接到了罗马的电报,要求他立即向大清政府提交最后通牒;但4小时后,更正的电报也发到北京,意大利外交部要求他暂缓提交通牒,等候指示。但是,马迪纳居然搞错了两封电报的序号,立即起轿赶往总理衙门,提交了最后通牒。
  次日(11日),西方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写信给伦敦的助手,认为意大利的最后通牒令“局势再度危急……其他列强将援例而来,崩溃即在眼前。这并不是中国本身在四分五裂,而是各列强在把她撕成碎片。”
  面对各国外交机构和媒体的质询,意大利外交部还一头雾水,发表声明辟谣。但随着媒体将最后通牒的文字发表之后,意大利才知道北京使馆摆了个巨大的乌龙,尴尬与恼怒之下,于12日下令将马迪纳调回罗马,并令其照会总理衙门,收回最后通牒,声明意大利并无强索之意。
  中国驻英国兼意大利、比利时公使罗丰禄,向意大利政府发出照会:“中国政府不能理解意大利政府为何要求在华拥有加煤站或海军基地,意大利在中国的政治和商贸利益尚不足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使意大利在华的利益要大得多,中国也不能理解为何要向意大利提供单方面的好处。”
  同时,意大利请英国公使窦纳乐代为照管意大利使馆(实际“代管期”为3月17日~6月26日)。窦纳乐认为意大利召回公使的举动十分不妥,不仅损害意大利的威望,更助长了中国人的傲慢,对列强都是不利的。但当他的意见辗转传到罗马时,为时已晚,召回马迪纳的决定已经于14日在议会正式通过。
  意大利当届政府是米兰事件后刚刚组建的军人政府,十分不得民心。得悉政府在中国大为出丑后,各政党一拥而上,纷纷弹劾军政府。意大利政府迅速破格提拔原任驻华二秘、并担任过临时代办的萨尔瓦葛(Marquis Giuseppe Slavago-Raggi)为新任驻华大使,率领4艘军舰,前往中国,于5月份达到上海。
  得悉意大利加派军舰前来,总理衙门立即指示两江总督刘坤一、浙江巡抚刘树堂积极备战,“与其动辄忍让,不如力与争持。虽兵事之利钝不可知,然即非自我予之,即不难自我争之”。大量的报纸,也开始关注此事,纷纷刊文介绍意大利的情况。媒体普遍认为,意大利实力远不如中国,甚至兵败埃塞俄比亚,即使开战,亦“庶几制胜有期”。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报章上写道:“意之国情已若此,岂能与列强逐鹿于清之中原哉……”康有为则写下了一首《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
  “凄凉白马市中箫,梦入西湖数六桥;
  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朝野上下一片鹰啸,要求对意绝不妥协,不惜一战。这种同仇敌忾的情绪,正在中国朝野蔓延,赫德记载道:“意大利提出的要求,似乎没有得到全国的支持。但是,我担心还会发生更坏的事情。俄国人要求把铁路修到北京,中国已经派出一万五千军队到山东去示威了。董福祥的军队已经调回北京附近。他们扬言,6月份要把我们消灭掉。大局不稳,我在考虑,趁目前平静的时候,先把妇女和儿童撤走。”历史证明,赫德的预见非常准确,下一年的6月,震撼中外的使馆攻防战即开始了。
  萨尔瓦葛率舰来华途中,经过新加坡,会晤了刚到此地的窦纳乐。窦纳乐明确表示,现在的事态已经关系到西方在中国的脸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更加“肆无忌惮”。
  萨尔瓦葛同意这一观点,到上海后就向罗马提出,应采取军事行动。他在回忆录中先批评了马迪纳的轻举妄动:“整个事情是匆忙决定的,没有经过准备,执行的情况则更糟。”但是,他认为:“一旦动手,我们就必须取胜,否则我们的尊严就会丧失殆尽。从最坏的打算看,我们占领三门后,就可以和中国人谈判再调整,以便给中国人道义上的满足。”
  但是,意大利议会和国民舆论都反对对华动武。萨尔瓦葛与意大利新任外交部长,在上海和罗马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电报口水战。当意大利舰队逗留上海之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派人细致地侦察了其情况,积极备战。
  萨尔瓦葛端着架子在上海呆了一个月,以为是在威慑中国,但中国毫不理会。倒是意大利政府沉不住气了,根据6月5日英文的《北华捷报》转引伦敦电讯,意大利政府发表声明:“无意要在中国推行侵占政策,而只是要推行一种扩展商业的政策。”赫德的助手也从伦敦给他发了一个电报:“意大利议会只支持政府的贸易政策,避免做领土占领及领土扩张,也避免担负军事及财政义务。”
  在罗马再三严令下,萨尔瓦葛只好到北京任职。
  在最为关键的三门湾问题上,萨尔瓦葛痛苦地了解到,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任何让步的计划,甚至已经做了全面开战的准备,慈禧太后表示,一把黄土都不给意大利人。
  此时,中国正在准备与意大利一战。10月,重建后的大清海军舰队接到中央命令:做好南下浙江沿海的准备,要对即将入侵的意大利舰队予以痛击。这年,从英国订购的两艘4300吨主力巡洋舰“海天”、“海圻”已经加入大清海军,海军共拥有五艘新购的巡洋舰。大型主力驱逐舰海天号舰长刘冠雄表示:“义(意)人远涉重洋,主客异势,劳逸殊形,况我有海天、海容、海筹、海琛等舰,尚堪一战”。北洋舰队司令(统领)叶祖珪命令各舰做好相应的战斗准备。在刘坤一和叶祖珪主持下,11月份还在长江口进行了海岸炮实弹打靶和鱼雷艇攻击演习。
  在天津小站的袁世凯也同时接到命令,率领他的新建陆军秘密向山东沿海集结,准备抗击意大利人可能的入侵;山东巡抚毓贤下令全境严防任何意大利人以任何名义进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陆海军第一次动员起来,准备打一场国土保卫战。
  意大利政府当时只求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而不愿意动用武力。罗马最终通知萨尔瓦葛,全面放弃在华的任何殖民活动,尽力向中国争取租借到一个小小的加煤站,就可以对国内外有个交代。其海军当局也表示,面对中国的军力,意大利没有能力开战,甚至将主力巡洋舰“马可·波罗”号也撤离了中国。列强们也纷纷与此一事件进行“切割”,意大利陷入孤家寡人境地,10月份,意大利外交部最后严令萨尔瓦葛放弃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翻本

这场“闹剧”最后以中国的几乎完胜而告终,包括北洋海军在内的军事动员与反威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次胜利,彻底断绝了欧洲众多小国想跟在列强身后从中国龙身上咬一块肥肉的念头,阻止了中国外交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赫德也记载道,当时丹麦也要派出一些巡洋舰,来中国捞个港口。当时担任大清国海关高级干部的美国人、日后著名的汉学家马士写道:“爱国的中国人士的心里,不胜洋洋得意之感。”
  不久之后,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一带迅速蔓延,英、法、德、美四国公使结为同盟,发布联合照会,指责大清中央镇压义和团不力。萨尔瓦葛在发给罗马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政府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日趋强硬,就是因为其在三门湾事件中大获全胜的缘故;中国曾经屈服于英、法、俄、日、德的压力,却在对抗意大利方面取得成功,这造成了巨大的后果。他的这种认识,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当中,相当普遍,外交官们相信,三门湾事件令中国政府更为“傲慢”,为了对抗这种傲慢,列强只能不断地施加更大的压力,包括军事威胁。
  为了走出失败的阴影,萨尔瓦葛主动要求加入英、法、德、美四国公使的行列,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提交了第二份共同照会,与中国政府就如何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五国公使联盟甚至向各自政府要求,采取适当的武力行动,处罚中国政府在镇压义和团方面的不作为。
  在萨尔瓦葛的坚持下,4月中旬意大利批准了军事威胁行动,萨尔瓦葛有权调动在中国海域的两艘军舰。但中国依然不屈服,英国公使窦纳乐十分恼怒,继续翻旧账,这次,他不再认为是因为英国在南非的战况(此时英国已经开始获胜)激励了中国人,而依然是“去年意大利人在三门湾问题上的失败”。他说:“意大利军舰来到中国,观望了一阵,悻悻地离开。而且公使也被召回,这令中国大获全胜。”
  在中外相互之间的持续误读和敌对中,局势越来越坏。但对萨尔瓦葛来说,却成了一种解脱。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关于三门的谈判是我们历史上悲惨的一页,但幸运的是,由于接着而来的围攻外交使团的事,让人们很快就将它忘了。在北京被围困的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时我觉得不会活着出去了。”
  使馆围攻战开始后,奥匈帝国使馆的卫队指挥托尔曼(Thomann)军衔最高,出任使馆联合保卫的指挥官。6月22日,处于使馆区边缘的意大利使馆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托尔曼不顾意大利人的反对,下令放弃使馆。他们一离开,意大利使馆就被义和团占领并放火焚烧,成为第一家被烧毁的外国使馆。
  随后,意大利卫兵和日军共同守卫英国使馆毗邻的肃王府,作为缓冲。根据当时在现场的意大利记者Luigi Barzini的记录,义和团在夜晚都要突然鸣放枪炮,但只要意大利兵开始整齐鼓掌、发出某种特别的呼喊,义和团就立即沉默了。
  在西摩尔联军中,也有数十名意大利士兵,他们在晚上负责站岗守卫关键的火车,却擅离职守,聚众打牌,结果被清军偷袭,5人被杀。
  到了联军攻入北京,划分占领区时,意大利人分到了内城区的西北的一小块,“给我们的,当然是别人不想要的地方。”
  战争结束了,借着列强刺刀的保护,意大利不仅在庚子赔款中切了近3300万两白银的巨款,而且在天津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一块租界地。由于天津城较好的地块都已被更强悍的列强们占领,意大利只好选择了人烟稠密区,为此,与李鸿章就居民的拆迁和安置问题,不断讨价还价。谈判还没结果前,意大利就派兵圈地,开始自行收税,并开始了基础建设。李鸿章去世以后,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只能承认既成事实,并于1902年5月2日正式签订了意大利的租界,总占地为771亩。
  有意思的是,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在招商引资等方面并不成功,平时也十分低调,但因十分注重城市规划,生活环境很好,成为达官贵人隐居的天堂。意大利对这块几经“屈辱”才得到的宝地十分重视,派遣了驻军,在法西斯政党执政期间,墨索里尼还特意在全军中挑选精锐,组建了“东方远征军”,驻扎天津,直到二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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