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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海疆政策得与失
2017-08-12作者:马大正 何瑜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在清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王朝是被来自海上的敌人推翻的。相反,来自陆疆,尤其是北部边疆的强敌外患,却几乎无朝无之,所以“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但清廷入关以后,世界格局已变,清王朝在海陆两方面同时遇到新的对手,尽管陆仍急于海。

因此,清朝前期的治边重点仍在西北,其内容和性质却与前朝根本不同。随着清代社会持续变化和西力东渐趋势的增强,东南海疆风起云涌,万象纷呈,其复杂深刻的连番动荡,更是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的。

“陆疆”“海疆” 孰轻孰重?

清代海疆地区由于地理条件、人口构成、交通建置、国际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等各方面与陆疆截然不同,故其管治政策包含的内容亦大不一样。粗略分之,似有以下三个方面:

政治上包括海禁政策、移民政策、海岛政策(主要是治台与治琼政策)、海疆民族政策以及治安保甲、海上交通制度等;军事上包括沿海内外防御政策、外海水师和近代海军的建设与管理、海上巡哨制等;经济上包括海内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海关制度、公行制度等;对外关系则包括外交政策(含海外属国政策)、禁烟、禁教以及一系列限制外人的政策法规等。

与陆疆政策相比,清代海疆政策既有庞杂的内容,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是政策的对象不同。中国陆地边疆绝大多数是民族地区,清廷的治理对象除极少数国外入境商民外,绝大部分为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海疆政策的治理对象,除台湾和海南少数土著民族外,更多是汉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洋人。

对汉人与洋人又各有侧重:在乾隆朝(1736~1795年)以前,清廷以防内为主,即防备不法之人潜聚台湾,或商民出海与外勾结,图谋不轨;自乾隆朝起及以后,则主要是限制不法洋商和防备欧美等殖民主义者的入侵。

其次,清代腹地边疆,朝廷有专门机构理藩院管理,体制甚隆,权不外假,从来治边大政,未曾付诸宗室以外的汉蒙回藏各族。但沿海边疆以汉人为主,无“藩”可理,且海战为八旗兵所短,万里海疆清廷一无专门机构,二无嫡系之旅,不得不依赖督抚,委之汉人,所以防范限制政策十分突出,这集中反映在“禁”与“防”二字上。如台湾统一前,有“禁海迁界”政策、边禁政策以及沿海商民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等。

对外防范限制则更多,仅昭示天下的各种法律章程,自乾隆朝至道光朝(1736~1850年)百余年间,便有如下多种:

乾隆朝的《管理澳夷章程》(九年,1744年)、《澳夷善后事宜条议》(十四年,1749年)、《防范外夷规条》(二十四年,1759年)、《防夷四查》(四十一年,1776年);

嘉庆朝的《民夷交易章程》(十四年,1809年)、《整饬夷商贸易九事》(十八年,1813年);

道光朝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条》(十一年,1831年)、《防夷新规八条》(十五年,1835年)。

以上种种以“禁防”为主的管理措施,既是清廷海疆政策的核心,又是清朝海上力量不足的明显例证。

另外,清代海疆地区除渔、林、工、贸以外,主要是农业经济,且治理对象亦是以汉人和洋人为主,故其海疆政策的宗旨是大陆化、集权化和中国化,而不是西北民族地区的“因俗设官”“因俗而治”。即使是对台湾高山族和海南黎、苗等少数民族,亦同样推行内地化政策,强调传统汉人社会的“道一风同”。

“善筹边者,却敌而已”

与陆疆政策相比,清代的海疆政策形成稍晚,约在顺治(1644~1661年)、康熙(1662~1722年)两朝。此时,近代以前的清廷海疆政策,如有清一代“以汉治海”的沿海防御体系,以“为防台而治台”的治台政策,以及海关制度、海内外贸易政策、海疆民族政策、海上治安与交通制度,还有对外限制防范的一系列政策等,均已大体形成。

随着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宣布“开海贸易”以及随后中外交往的日趋密切,中国海疆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与此相应,雍乾两朝清廷的海疆政策亦逐步完善和深化。这主要表现在对内八旗水师的创办,水陆联汛联保制度的最终形成,公行制度的建立,南洋政策的发展以及治台政策的完善等。对外则是强化澳门管理,推行“一口通商”以及管理外商等一系列严密措施。

回顾清代海疆政策的发展变化,不难看出,除受内部环境影响之外,更多的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制约。乾隆朝以后,以英国为首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侵华步伐,清廷海疆政策不得不随之逐步调整。到嘉庆(1796~1820年)、道光(1821~1850年)两朝,清廷整个治边政策呈现两大明显转折:一是治边重心逐步从陆疆转向海疆,二是海疆政策对内日渐松弛,对外则日趋强化。这是西北陆疆巩固之后,清王朝治边战略的第二次大转移。到近代以后,列强海陆并进,而海更急于陆,清廷的海疆政策又进入了一个御侮救亡的新阶段。

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政权,为维护其长久的统治利益,在治边政策上不仅集传统王朝之大成,而且因时因地制宜多有发挥。但其在积极吸取汉族文化的同时,亦受到传统思想的严重束缚,形成既有少数民族特色,又体现儒家治国方略的边疆政策。如不管是陆疆还是海疆,清朝都是在积极进取之后巩固防守,而不是漫无约束地扩张领土,充分体现了“天子守在四夷”这一经典信条。

清入关以后,尽管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兴起,中国海疆环境已发生历史性巨变,但自我中心的闭关自守,仍然是清代边疆政策的不变原则,在海疆政策上表现尤为明显。这种“以守为主”的治边政策,完全以政治为出发点,其目标在“宁缉边疆,相安为用”,以海岛、藩属为屏障,最终达到拱卫京师、维护中央王朝之目的。因此,它对周边藩属的要求是“不侵不叛”,经济上并不求其土地财货之利,即儒家所谓“善筹边者,却敌而已,开疆辟土,利其有者,非圣主所欲为”。

加上清廷本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其在利用汉人的同时,又不能不采取各种防范措施,给清代海疆政策蒙上了一层保守的色彩,对海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开发十分不利。如清代前期,清廷采取的“抑制台湾、宁缉海南、封禁东北”等一系列海疆政策,既延缓了这些地区的开发建设,又给殖民主义列强以可乘之机,结果造成中华民族无法弥补的损失。

王朝“克星” 祸起东南

毫无疑问,在西方殖民主义横行世界的年代,清朝保守的海疆政策很大程度上抵制和延缓了外敌的入侵,但同时也导致跟外部世界的隔离,拉开了中国与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造成后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归咎于某一个皇帝的失策,因为中央王朝面对的敌手,已不是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而是工业革命之后气势正盛的新兴资本主义各国。他们咄咄逼人的联合进攻,使仍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不得不咽下苦果。

应该指出的是,康熙亲政以后,对西方科学曾十分钦慕,清廷对传教士和外商的政策也相当宽容。台湾归清后,清朝又主动开海贸易,并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当时的清王朝都不可能摒弃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制度,接受某些资本主义的改革。所以,康熙帝晚年转向保守防范,既是千百年中国传统观念约束下的必然反应,亦是外力压迫的自然结果。

“康雍乾盛世”的百余年间,尽管海上的外来势力对清廷统治尚未构成实质性威胁,敏锐的康、雍两帝已预感到,王朝的克星将要升起,乾、嘉两朝虽不断加强东南海疆的防范,但无可奈何花落去。

在十八末到十九世纪初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的盛衰交替之中,彼此的力量对比愈益悬殊。捉襟见肘的防范与抵制,毕竟难以抵挡西方列强的炮利船坚。近代中国历史屈辱的一幕,果然就从清廷严防死守的东南海疆率先拉开。

本文作者马大正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中国边疆经略史》《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等学术专著多种;何瑜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清代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海疆史、清代边疆民族史,参与写作《中国边疆经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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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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