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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义和团与国家的下限
2017-08-01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有一年我在上海讲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听众抛出一个观点:从慈禧太后到袁世凯再到蒋介石,执政能力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我反驳道:这得结合国势与国运来看,以中日关系为例,无论慈禧执政还是袁世凯执政,日本的野心只是操纵中国,待蒋介石执政,其野心已经扩大到霸占、灭亡中国,换言之,蒋介石所面临的压力,远非慈禧、袁世凯可比,所以不宜从他们的政绩,直接推论执政能力的强弱。听众追根究底,令我比较这三人。我答:单论才具,自然是袁世凯第一,慈禧与蒋介石处于同一档,如果把这二人比作足球教练,蒋介石的特长是防守,慈禧的特长则是临场调整,换作术语,就是自我纠错。
    后来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友人谈及这个话题。他有一问:盖棺论定,袁世凯这辈子最大的错误,无疑是复辟帝制,身败名裂,忧愤而死,那么慈禧这辈子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我想了想,首先排除了戊戌政变,这不仅因为,即使慈禧并未发动政变,任由光绪和康有为去变法,以他们的空疏与操切,怕也难成正果,更是因为,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慈禧所发起、领导的庚子新政,其内容不但继承了戊戌变法,甚至更胜一筹,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充分呈现了慈禧的自我纠错能力。舍此之外,慈禧的政治败笔,一是如正史所云,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抽空了北洋水师的战备,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然而这个说法,曾遭驳斥,有人考证指出,颐和园工程所挪动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况且这笔经费,已经归还;退一步讲,哪怕此说属实,却也无法构成甲午战争失败的主因,只是一个变量。
    另一点,则是信任义和团,向列强开战(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由剿到抚,由抚到剿,变脸之速,令人刮目)。
    友人表示同意。他说:就这一点来看,慈禧之昏头,堪比袁世凯之昏头,不过前者还有挽回余地,后者直奔绝路而去,这即是国运的差距。
    转而他提出了一个令我无比头疼的问题:你觉得慈禧真的会相信义和团的神通吗?
    我不由想起了电视剧《走向共和》,其中一节,大清君臣端坐,观赏义和团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慈禧看后,大加赞赏,私下却对荣禄说:“……刚才看的那些鬼把戏全是假的,骗不了我。可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真的,若是不能善加利用可不得了,那可就是洪水猛兽啊。可要是用好了呢,起码是几十万的人力,若真是外交上跟洋人崩了,真的打起来,它们至少也是能消耗洋人弹药的炮灰。可究竟如何,现在还难说的很哪。”这段台词,被许多人视为慈禧心声的真切表达,可惜这终归是后世的揣测和演义,不足为凭。就我所见的史料,慈禧从未看过义和团表演,只是接见了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曹福田在她面前大吹法螺:他的法术可以把天下的洋人杀得精光。慈禧到底有没有相信这番鬼话呢,谁也不知道。尽管慈禧称赞曹福田忠勇,称义和团为“义民”,不过这完全可能是场面话,就像曹福田的牛皮,说明不了什么。
    对于义和团的战斗力,慈禧的确有过考量。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慈禧曾派大臣刚毅、赵舒翘到保定察看,摸义和团的底。这二人出身刑部,都是干才(晚清四大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由刚毅平反,王树汶案由赵舒翘平反),深得慈禧信任和重用。不料刚毅老来昏聩,陷入守旧与排外的成见,加之要迎合笃信义和团的端王载漪的意思,于是“盛称拳民忠义有神术”;赵舒翘本不信义和团,然而他曾受刚毅提拔,“不敢为异同”。当他们齐声说义和团神通广大,“太后遂一意倾信之”。
    这两种说法,大相径庭。归纳起来,一种认为慈禧相信了义和团的神通,他们所表现的战斗力,足以灭洋,故而引以为臂助,一种认为慈禧看穿了义和团的鬼把戏,不过觉得民气可用,至少可用作对抗列强的炮灰,于是加以延揽。史料只能支撑第一种,第二种显然高估了慈禧的头脑以及那个时代的民智。就其时而论,相信义和团的神通,抑或将信将疑,都是常态,这将信将疑的人中,便有一个是袁世凯,后来他经过真枪真刀的实验,方才揭开义和团的真面目,当时能一眼看穿义和团的人,其实相当罕见。
    慈禧并非袁世凯这样的雄才,曾国藩阅人无数,素有知人之明,他对慈禧的评价是“才地平常”,那年慈禧三十五岁,一生大抵定型。此后她的阅历,局限于朝堂和宫廷,纵有深化,难得拓展,说白了还是有限。基于此,刚毅、赵舒翘的观察,与载漪等人的怂恿,完全可能使慈禧轻信义和团的“忠义神奇”。
    不过我以为,慈禧相信义和团的神通,只是向列强开战的一个诱因,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她与列强的矛盾(譬如她欲废黜光绪而另立新君,列强不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想象,哪怕慈禧并不相信义和团的神通,基于她与列强的权力之争,照样会利用义和团所表现的汹涌民气,向列强宣战,这便是《走向共和》所假设的那一幕。
    如此一来,我们所谈论的问题是不是失去了意义?我要表达的却是另外一个观点,即执政者的头脑与国家,或者说知识与国运的关系。大体而言,执政者的头脑与知识,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却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下限。我曾在谈袁世凯的文中引出这个观点:拿袁世凯来说,即便他具备严复所云的“科哲知识”和“世界眼光”,民国未必会走向共和,实现宪政;然而,恰因他并不具备这些知识,“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才导致了共和的危机与帝制的逆流。袁世凯之于帝制,正如慈禧之于义和团。慈禧执政,国家的下限便是义和团。
    作者为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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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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