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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牟其中出狱了,谁还将进去?
2016-09-28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百载不堪几轮狂——遥寄牟其中先生

   牟其中先生出狱了,已过75岁。

  进去的时候,他是一位老斗士;出来的时候,依然是一位更老的斗士。这几天,他的联句正在热传:“人生既可超百载,何妨一狂再少年。”很励志,狂气依然。

  斗士,不是大多数人能为、愿为、或敢为的。人们关注牟其中,是非曲直之外,他的斗士性格应该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这就如同一面镜子,让人们看到了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所向往的、或者所畏惧的。牟其中这样的狷狂斗士,在国史上并不鲜见,有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狂,有的则仅仅是为了表演的佯狂、通过撒泼来撒娇。只有经过大时间段的过滤,才能鉴别狷狂的种类。

  牟其中显然不是佯狂,而不幸的是,这大约也正是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他居然如此当真!对于他这种狷狂,我钦佩、但并不欣赏。倒是夏宗伟女士与他之间的那种深情,经过时间的锤炼和压榨,散发着最美好的凝香,锻造成为这个时代早已稀缺了的珍品。去年寒冬,我在京师北郊授课,正赶上电视里播放夏宗伟的专访,看得我热泪盈眶。那天,我用这个故事作为讲课的开篇,课程的主题则是“政商关系”,学员们都是体制内的官员。

  对于牟其中的悲剧根源,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为牟抱不平的,大多数都将此归咎于“体制”。三十多年来、甚至一百多年来,“体制”的确是一个最方便的靶子,无论政商学、无论左中右,当需要为中国的种种问题寻找根源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指向“体制”。中国的“体制”的确有病、且有大病,改革本身不就是对“体制”的不断突破、修正、调整吗?这个突破、修正、调整的过程,在旧“体制”看来,几乎必然是生产所谓“原罪”的过程——“原罪”未必是个贬义词。

  但是,人们容易回避一个前提:“体制”是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不幸而砸中了中国人民?还是从中国这片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土,结什么样的果?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体制”仿佛成为万恶之源时,你我他、包括“体制”内的那些主要螺丝钉们,也就成了无辜者、受害者。这无疑有利于自我心理诊疗。

  不必讳言,牟其中曾经是“体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体制”的缺陷——的受益者。他那著名的“一度”理论,就是对“体制”缺陷的深刻认知,并在这种认知之上对“体制”缺陷进行最为实用主义的开发与利用。扪心自问,“体制”若完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机会又从何而来呢?这些年如此多的中国企业来到发达国家,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很少见到有几个能真正挣钱的,无他,此地“体制”缺陷能提供的机会少了。

  当然,牟其中也是“体制”的受害者。十多年来,他对“平反”的孜孜追求,正是最大的见证。也正是在无尽的各种上访中,夏女士的执著让我们看到了伟大的“相濡以沫”。

  牟其中的戏剧性人生,并不在于其从“受益者”变为“受害者”的落差,而在于此种“体制”、尤其是对此种“体制”进行实用性开发时,“受益者”与“受害者”本是集于一身的。趋利避害的要诀,客观上是运气,主观上则是沉默是金、和光同尘。牟其中却偏偏有着高调的嗜好,虽乐于“同尘”,却不屑“和光”,这既可能有着“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矫情,也可能有着追求公益超越私利的壮怀。中国特色下,这样的人不出事,谁出事?

  说到底,牟其中是将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的定位彻底一锅烩了。即便在狱中,牟其中也慷慨地抨击“在商言商”,认为这“与当年‘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中华民族存亡之秋时,提倡‘勿谈国事’、‘读书救国’一样,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商言商’在风平浪静时可以,对一般企业家不但可以,而且必须,但对于企业家中标志性的人物不行。当有人要消灭自己代表的这个社会群体时,还把头埋在沙土中幻想‘在商言商’,就无异举着白旗,带领大家投降去了。”(牟其中:“在商言商”无异于举白旗投降,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51113/151323762912.shtml )

  这种慷慨陈词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倡导“在商言商”,未必就是倡导“莫谈国是”,而更可能是探索如何更有效、更有建设性地“善谈国是”。此种“在商言商”,并非对“在商言政”的自我禁锢,而是自我超越:如何“言政”。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某些企业家痴迷于在180字的微博上指点江山时,那绝非“言政”,而仅仅是“言政表演”,不仅无益,且易生非,甚至招祸。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将自己的企业治理得像样,却认为那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能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这样的自信未免有些过头。

  政治、或者说政商关系,对于企业家来说,就如同空气与水一样,不可忽略。所谓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很多企业家将这句话挂在口中,那是因为将“政治”等同于“政争”了,等同于投效哪个山头了。相当一些落马的著名企业家,其问题不在于关心政治,而是卷入政争。超越政争之上的政治,才是值得关注的,也是相对安全的。这方面,孙大午及其“私企立宪制”的尝试,就给政商学三界都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中国的企业家不甘于“在商言商”,好啊,但首先就是要关注技术、路径等细节,这与企业管理是一样的。慷慨陈词、乃至大言炎炎,最多只能算是企业形象包装,而绝非治理方式。偏爱宏大叙事、偏爱“主义”,不关注治理细节、不关注“问题”,是中国特色的病态,政、商、学三界都如此。

  有人称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其实,这何尝不是很多官员的宿命呢?对于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来说,要走出这种中国式宿命,必须齐心协力,而非简单地指控“体制”——所谓“体制”,不就是你们共同构成的吗?中国之病,是你们共同造成的,别装无辜清纯;中国之病愈,也必须依赖你们共同的努力。请看,牟其中出狱了,等着进去的人难道还少吗?

  在《南德集团理事会关于牟其中刑满释放的声明》中,这样说:“此次释放是牟其中先生平生第三次获得释放。前两次共计关押5年半,这一次近18年,三次共计关押23年有余。前两次均经中央领导直接批示得以平反,这一次仍在立案再审的审查程序之中。三次关押均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关。”

  这样的字句足以令人拍案叹息:以牟之见识、尤其丰富的牢狱经验,何必仍孜孜于官家在形式上之认可?何必继续给自己寻找言辞的护身符呢?这并非与时俱进,而是缺乏自信。

  我认识一位曾经叱咤风云之长者,盛年时政坛落难,甚至被遣送回乡、失去了城市户口,痛过之后潜心创业,30多年后,他的企业达到了年利润数亿;而与他一同落难的一位同僚,用同样的30年不断上访,最终也赢得了一纸平反。两相对比,足以感慨呀。同样的,褚时健和孙大午也经历过牢狱之灾,却不改豁达,不斤斤于讨说法、追求所谓“平反”,最终给了自己、给了亲人、给了朋友以最大的解放与解脱。

  以当下的各方面环境看,牟其中最好的出路,乃在于回归他真正的专长——做个思想者。平心而论,他从来不算是个“企业家”,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也没几个堪称“企业家”,最多是冒险家。失败是他们的宿命,大多数在攀登途中摔下了深谷,一部分见好就收得以保全,只有少部分“幸存”至今,继续挣扎着学做“企业家”。相比牟的生意、企业,尤其相比牟那些在商业上曲高和寡的宏大设想,牟的阅历、苦难、思考,于己、于人甚至于国都更有意义。我们期待一个“真思想者”,而不是一个“伪企业家”。

  早年,牟其中曾填《虞美人》,词曰:

  九人踏雾入山来,

  重登太白岩。

  一层断瓦一层草,

  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

  垣颓柱斜庙已败,

  何须再徘徊。

  愿去瑶池取玉柱,

  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

  “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这才是人生常态。或许,最大的“徘徊”正是孜孜于“少年狂”。人生即便真能“超百载”,却又够几轮“少年狂”呢?

  恭喜。安好。祝福。

  (2016年9月27日,悉尼)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