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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义和团式”反华凸显其战略迷失
2016-09-14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澳大利亚媒体近一个月来突然掀起了反华浪潮,几乎对华人和中国的一切都表示质疑,从中资投资、华人参政到华人与中国的感情,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甚至不惜恶意歪曲华社领袖的言论,扣上各种“莫须有”的帽子,颇有澳版“义和团”的架势,俨然已经将反对中国和华人的“和平演变”当作了头等大事。

  这一次反华浪潮持续时间之长、波及面之广,是三十多年来罕见的,甚至可能是自19世纪那场臭名昭著的排华运动后最大的一次逆流,也是战后针对单一族群最为集中的一次抹黑行动。联系到近期一些政客运作修改《反种族歧视法》的相关条款,其幕后可谓是“细思极恐”,对澳大利亚立国的基本原则构成了潜在的挑战。

  随着联邦议会本周复会,这股反华浪潮似乎逐渐让位于更为急迫的国内民生议题。但是今天(9月14日),《澳大利亚人报》头版头条刊发对即将离任的美国驻澳大使贝利(John Berry)的独家采访,专门谈论围堵“中国在澳软实力”,似乎显露出这场反华浪潮的幕后端倪。

  美国驻澳大使毫不掩饰对中国及华人在澳影响力增强的担忧,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评澳大利亚的政治体制居然可以接受外国捐款——尽管媒体所披露的所谓“中国捐款”基本都是澳洲华裔公民或居民的捐款,尽管美国在澳洲长期进行了更为庞大的各种软实力投资。工党前领袖雷森昨日(9月13日)亦公开刊文,针对此前媒体指责澳洲政客和研究机构接受华人捐款,指出:“澳洲的新保守派接受过美国和日本数以百万计的资金……日本政府和美国军方都给堪培拉的澳洲战略政策研究院提供过资金。”


 【图:今日《澳大利亚人报》漫画。图中文字为:外长毕晓普:“美国人要求我们停止接受华人的政治捐款。”总理特恩布尔:“那他们能提供什么?”

  早在这次反华浪潮之前,澳大利亚已经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对华表现出相当强硬的姿态。上周,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甚至在德国呼吁欧盟就南海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而其理由是:“澳大利亚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支持对俄发起制裁,所以欧盟应该在南海问题上和菲律宾站在一起”。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澳大利亚紧紧追随美国,持续高调发声,在美国的盟国中也是独树一帜,凸显“澳铁”姿态。其实,这种姿态下,澳大利亚也有苦衷,其与东帝汶的海上边界纠纷,也同样闹到了海洋常设仲裁法庭,但澳大利亚坚称仲裁庭对此没有管辖权。苛以待人、宽以律己,这种澳式双重标准甚至令澳国内精英尴尬,有资深记者在主流媒体刊文对此反讽,并建议中国多学学澳洲如何用“坑蒙拐骗”(bully and cheat)的手段让东帝汶签订不平等条约。

  澳大利亚在南海表现活跃,背后的原因大致有:

  一、自身经济与安全的需要。澳大利亚有60%的海上贸易需通过南海航道,因此的确对南海有强烈的关切。与美国作为地理上纯粹的“域外国家”不同,澳大利亚至少还可算是南海的毗邻国家。

  二、配合美国大战略。澳大利亚的基本国情是“大国寡民”,国土广袤、人口稀少,其军队包括预备役仅有8万人,国防主要依靠老大哥的保护——先是英国、后是美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还订立了军事同盟,至少在防务领域,澳大利亚是美国不折不扣的小兄弟。

  三、选举政治作秀。澳大利亚每3年进行一次全国大选,选举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制造议题、吸引眼球。在这点上,澳大利亚与美国相似。不过,相对来说,在澳大利亚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市场比较狭小。

  四、增加对华谈判筹码。澳中两国虽然经贸关系密切,但贸易的依托度并不对等:澳大利亚此前的对华出口主要是矿产品,对中国而言可替代性很弱,需求刚性强劲;中国的对澳出口主要是劳力密集型产品,对澳洲来说可替代性很强,更多的后发国家如越南、泰国等都可以作为替补。诸如此类的不均衡直接影响到双方经贸,导致中国对澳贸易长期逆差。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澳产品的依存度大大降低,澳大利亚亟需寻找新的筹码。

  五、大国情结推动。随着澳大利亚近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其精英阶层不再满足于仅仅担任南太平洋诸岛国的领袖,大国情结急剧上升,不断试图在更大的地区和全球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


【图:澳媒刊文,认为澳洲成为“中美软实力竞争的中心舞台”。但其配图完全不符是是,操纵袋鼠的并非中国龙,而是美国秃鹰。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在南海上的强硬姿态不同,澳大利亚也在一些方面展现了相对柔性的对华姿态:如美国第一次派军舰到南海宣示“航行自由”后,澳大利亚并没有中断与中国的海军联合演练;再如其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同意中资企业租赁达尔文港,并坚称这无损国家安全。

  在今年上半年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政府承认,随着国力和军事现代化的提升,中国将寻求在地区内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拥有更大的能力承担地区和国际安全的责任。《国防白皮书》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爆发“大的冲突”(major conflict)的概率很低,但是针对东海、南海等一些分歧可能导致“摩擦”(friction)。《国防白皮书》认为,中美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将是今后20年间影响澳大利亚防务安全的最大因素。

  应该说,新版《国防白皮书》的基调,与2013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另一白皮书《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类似。在2013年的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明确表态欢迎中国的崛起。显然,这样的姿态展现了其政策中有别于美国的一面。

  其实,细细推敲下去,澳大利亚在海权议题上不加掩饰的双重标准仅仅是个表象,其背后是澳在新形势下的国家定位和外交战略出现深层次上的“分裂”。尽管澳分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但在美国执意围堵中国的“再平衡”逼迫下,澳此前有意无意淡化和回避的澳中美三角关系,已经很难继续保持模糊。诚如美军助理参谋长汤姆·汉森(Tom Hanson)近日公开指出的:“澳大利亚需要做出选择,在平衡与美国联盟关系和与中国经济接触之间走钢丝很有难度。”这一说法虽然被五角大楼淡化为个人观点,但完全可以看出美国老大哥对澳洲小弟的敲打。

  此前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其背后闪耀着美国式“胡狼外交”的影子。所谓“胡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也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搭便车外交”(Hitchhiking Diplomacy),指的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奉行的对华政策。为了追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与欧洲列强一样的利益,美国对中国从不挑头打压,而是跟着英、法等“狮子”后面拣漏,对于中美双边关系则强调对话、友谊,从不主动对抗。这一政策由林肯政府的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 Seward)力推,成为其太平洋战略的基石之一,取得巨大成果。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美国国力提升,无法继续藏在“狮子”背后,“胡狼”的角色才告终结。如今澳大利亚的南海角色定位,颇似“胡狼”,跟着美国这头“狮子”后面捞现成的,对于澳中双边关系时则强调合作、友谊、互补。

  但是,“胡狼外交”有两大风险:一是被狮子逼着充当先锋,无法再继续混在后面;二是狮子改变了方向,一个急转身扬长而去,“胡狼”就必须单独直面对手,硬着头皮收拾残局。尤其是美国这样的“狮子”,从来都是将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小兄弟们“始乱终弃”的事情没有少做。

  在美国压力和历史惯性推动下,澳大利亚自然还是公开选择与美国站边,但未必没有疑虑和保留。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中资企业租赁达尔文港一事,澳政府也顶住了美国的巨大压力,多少展示了自己当家作主的勇气。在南海问题上,澳政府高调得近乎夸张的表态,固然可以解释成紧跟美国老大哥表忠心,但未必不是疑虑重重下高喊口号敷衍美国。

  澳国内认为不应在中美间选边站的呼声日趋升高,澳洲实力有限是其中一个原因。澳前任驻华大使芮杰锐(Geoff Raby)昨日(9月13日)在报章反驳那些认为中国对澳洲进行软实力渗透的言论时指出:“澳洲太微不足道了”(Australia: too small to matter),“中国就像美国一样,都是大国,也清楚如何运用其实力。他们不需要、也不会通过小数额的付款来换取相关支持言论。如果他们希望,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前总理基廷日前也公开感慨,与20年前相比,澳影响力如今更为边缘化。

  澳不应选边站,还源于曾经有过被美国大哥“始乱终弃”的惨痛教训。前外长鲍勃·卡尔尖锐地提醒澳人:“当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美国突然与中国结成一种新的伙伴关系时,澳大利亚将被独自扔在一潭死水中傻傻地漂浮着,就像尼克松在1972年将麦克马洪(澳前总理)晾在一边那样。”实际上,当年正是深受美国老大哥“挖坑”之辱,才令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惠特拉姆下决心与华飞速建交,迈出自主外交的历史性一步。

  毋庸置疑,在美国因素的压迫下,澳对华政策是摇摆的。工党前领袖雷森(Mark Latham)昨日(9月13日)亦公开刊文,痛斥澳洲“自产自销的鹰派”追随美国,在过去50年犯下了一系列重大外交错误,包括越战、伊拉克战争、认定普京的俄罗斯是澳洲的敌人,直到如今试图与华为敌,某些政客对美国表现出“毫无底线的谄媚和虚伪(sycophancy and hypocrisy)”。

  澳洲国内人士如果对华态度与美国政府不一致,会常被澳洲的所谓鹰派扣以“叛徒”、、“威胁”大帽子,甚或被污称收取中国政府好处费,似乎只有跟着美国一起骂中国,才是“爱国”。资深财经记者帕斯高(Michael Pascoe)日前在主流媒体刊文,对此大加嘲讽,历数美国历史上诸多恶行及虚伪,比如侵略窃取他国领土、扶植独裁者、煽动政变和大屠杀,然后趁机买卖军火大赚特赚。他指责澳大利亚两大党的政客向美国争宠,刻意迎合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不惜把澳大利亚孩子们送到南海充当炮灰。他也指出,中国在南海岛礁上的建设常备澳洲政客拿来说事,但中国的那些军事设施是防御性的,岛礁也不能移动,倒是美国有着10个可以移动的高科技“海岛”(航母)。

  前外长鲍勃·卡尔则感慨澳洲的“冷战斗士”们“浸淫美国智库太久了”,“澳大利亚是否具有基于本国利益及价值观制定政策的智慧,还是只能以意识形态并透过华盛顿的眼睛看中国?”

  与时俱进、推行独立自主外交的呼声,在澳大利亚国内也时有所闻。前总理基廷明确表示,澳需要更加巧妙的外交,不能一直陷在对华遏制政策,不应协助美国“保持亚太地区的霸权”,何况美国也无力于此。前外长鲍勃·卡尔也提醒澳应该保持“外交的弹性”,保留“灵活的选择权”,绝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美国永远独领风骚上”。基廷甚至表示,澳应以朋友身份,劝告美国调整自身在亚太的定位,在亚洲与中国共同分享战略地位。雷森则表示既不能做“中国的傀儡”,也不应做“美国的傀儡”,“应从中国的经济关系及美方的政治及文化关系中均等获益”。

  其实,澳大利亚完全可以推行远比“胡狼外交”主动积极的对华战略,那就是利用自己在中美大博弈中的砝码地位,推动中美在最为敏感的防务领域化解对抗、增进对话,发挥好平衡器的作用,这样既能更好地为澳大利亚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也能加快澳大利亚迈向完全独立自主大国的进程。

  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如何调整自身的国家定位和外交战略,进而找到符合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合适定位,尽快走出战略迷失,将是这一代澳大利亚政治精英们面对的最大考验。


  【雪珥,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本报专栏作家。本文为节选,全文将于近期《中国经营报》刊登,敬请垂注】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