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刘志彪:工商活动最怕一惊一乍的“半夜鸡叫”
2017-03-03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本报两会特派记者 周丽 北京报道

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营商环境依然是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引进外资和发展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把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作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战略举措,强调了提升国内外企业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必须依赖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在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看来,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可以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工商活动不怕竞争,但是最怕发生、更怕频繁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最怕朝令夕改,尤其是一惊一乍的“半夜鸡叫”。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本质上有利于形成较稳定的预期。

第二,可以使市场活动中的潜规则变为明规则,大幅度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降成本”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最艰巨的。一些企业家现在抱怨成本高、危及企业生存,主要是指市场秩序混乱,交易成本高。如竞争规则不明、宏观调控朝令夕改,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等等,都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都是必须迅速改善的市场营商环境。

第三,可以根据规则实施优胜劣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既是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释放和发挥作用的历史,也是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和优化的进程,否则中国经济不可能维持三十多年的持续稳定增长”。刘志彪表示,现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说到底也主要是企业家精神和营商环境出了问题,在法治机制嵌入市场运行的方面,一些问题还比较严重,状况不尽如人意。

刘志彪进一步指出,目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企业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还需要利用法治关系来进一步地完善。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问题。前者与企业内部高管离职创业或跑到竞争对手哪儿有关,他们往往在无法可循可依的情况下,在跳槽时带走原企业内部技能、诀窍、技术秘密等,这会极大地影响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的热情;后者则涉及现行劳动法在某些方面不适度地对劳动者过度保护,反而有可能刺激一些不遵守劳动纪律员工利用规则牟利,从而有可能损害资本利益的问题。这些都是市场营商环境差的表现。

二是在产业内企业间的竞争方面,存在种种不如人意的秩序混乱,如国企垄断、滥用市场势力攻击竞争对手、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封锁、扭曲市场的行为,等等。这方面大多是市场秩序方面的老问题,但是在新形势下又有新的表现形式,如一些领域对民企设立玻璃门弹簧门,宁可让外资进入也不向民企开放进入;国进民退挤压民企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些都是这些年民营经济投资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三是政府对市场、企业的干预过多、过频、过于随意,导致市场主体对未来发展的环境看不清晰,挫伤信心、破坏预期。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目前对跨国公司的反避税调查,罚了人家很多钱,税务部门说是为了捍卫税基。其实,原来地方政府为了多吸收外资,会在尊重跨国公司既定规则的前提下(如内部转移价格等),给予它们许多超国民待遇的条件,如五免五减半,土地甚至白送,还有协调劳动力安排,等等。现在突然收紧税收,其实是不遵守既定的承诺。规则不合理,应该可以慢慢地协商着来改,但是不能违反承诺。应该看到,FDI是全球高度竞争的稀缺品,连美国都在吸收中国的FDI,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主动赶走外资企业?

刘志彪认为,改善和优化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第一,产权保护制度的法治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颁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了要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在实践中,现在讲要保护、鼓励企业家精神,促进民间投资,其实不如讲稳定其政策预期,稳预期其实就是要稳政策,稳政策更需要稳法律法规,稳市场营商环境。

第二,产业政策管理转向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法,以此来规范市场秩序和行为。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首先必须推进经济从“发展竞争”,转向“自由竞争”和“平等竞争”,确立横向的竞争政策在整个政策体系中的优先地位。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这是我国在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体现。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法治化。宏观调控政策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它将形成企业主要的市场营商环境。为防止宏观调控政策出现随意性、盲目性和不协调性等问题,需要把政府的宏观调控纳入法治化管理的轨道。主要包括:一是依法划清宏观调控的范围,防止随意扩大调控领域,膨胀自身事权;二是要界定宏观调控职权,实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投资清单、财力清单管理,并把其逐步公开化;三是要规范宏观调控行为,明确宏观调控方法,防止随意性、盲目性;四是要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性,明确宏观调控责任。如金融宏观调控,直接关系到国家金融安全,关系到避免出现大规模、系统性金融危机,急需要加强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一行三会之间的协调性和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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