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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解决高房价问题要靠房地产税
2017-01-19 来源:新华网

为什么我国大城市住房供不应求,小城市住房却买家难求?我国房地产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作者从土地问题入手,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的土地现状和大城小镇的困境,从需求角度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房产税。
  城市化的基本定义和逻辑就是聚集,越大的聚集越有优势。

  迁移是为了追求幸福感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土地稀缺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土地稀缺度的衡量,并不是按你拥有多少土地面积,而是按可居住面积计算。中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是真正能够居住的和可耕种的面积并不多。我们的人均可居住面积只是世界人均可居住面积的1/3左右,所以人地关系相对比较紧张。
  最近这一轮地价暴涨和房价暴涨,暴露出一个重要的政策性原因,就是我们的城镇化战略导致两极分化。
  因此,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人们从农村迁移出来以后,都到小城市中去找工作和安居乐业。我们不要把幸福函数复杂化,年轻人迁移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找一个有兴趣的工作,找一个收入高一点的工作,这是最基本的。可是现实中,很多产业和企业并没有到小城市去,相反小城市的企业都往大城市搬。

  为什么都往大城市里搬呢?  在内陆地区的一些地方,原来指望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到这里来,内陆地区的小城镇可以发展。但是这些产业还是去了内陆地区人口聚集的大城市。企业没到小城市去,人怎么会到小城市去呢?既无法提供那么多就业,也无法提供那么多收入,所以人们还是涌向大城市。
  我们要研究城市化的基本逻辑。为什么会有城市化?为什么农村人口要向城市集中?最早出现的是乡镇工业,后来许多乡镇工业都进城了。因为在分散的乡村没法搞工业,它不具备聚集效应,而聚集效应是规模效应的一种。
  当年农村搞乡镇企业,每个镇或每个村都要搞工业,修路、通电、拉根电话线成本都非常高。而在城市周边搞开发区,它的基础设施不仅便宜,而且更健全、更齐备,包括物流,包括交通,包括信息等等,更有利产业的发展,同样的投入可以支撑更多的产业和更多的企业。
  城市化的基本定义和逻辑就是聚集,越大的聚集越有优势。当然大的聚集也可能产生一些负的效果,但是总体比较,它的收益和成本代价哪个更高一点,最后就会向哪方面倾斜。世界历史近百年来,大城市越来越发展,人口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包括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集中程度也是越来越高。联合国专门写了一个报告《大城市的优势》,说连治理污染也是大城市更有效益,只有一定规模人口的大城市,才可以建设高水平的污水处理厂。
  人口聚集还会带来很多东西。产业的聚集创造了就业,创造了收入,有就业和收入就能吸引人口。而人口的聚集又会创造新的服务业的就业,服务业就是家庭生活的社会化。在农村,你想去饭馆吃个饭可能要走二十里路,去饭馆吃的人少,饭馆没有规模效应就发展不下去。
  城市人口聚集,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去下饭馆,整个家庭生活就社会化了,同时又创造了更多的就业。顺便说一说,你自己在家洗头是不计入GDP的,也不创造收入。如果你到外面洗头,理发师的工作就创造了GDP,你就创造了别人的就业和收入,这就是人口聚集带来的好处。
  现在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都愿意往大城市聚集,就是因为大城市有创新的机会,这涉及到现代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知识外溢效应原理,知识存量在互相碰撞中可以产生新的知识增量,知识存量越多增量越多。
  从城市角度讲,人口越聚集,越能创造新的机会、创造新的经济、创造新的知识。大城市人口聚集,往往能产生新的文化和所谓的时尚、创意等等,很多年轻人选择在北京漂着,就是喜欢这里有各种文化融合和创意的氛围。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沿海地区经济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有2000万农民工下岗提前回家过年了。但是刚过完春节,我们观察到有很多人又跑回城市来了。
  当时经济还没有恢复,人为什么就回来了?在调查中,一个小伙子说,回到农村我的手机没信号,所以我非得回来不可;另一个小姑娘说,我回去以后头发没法打理,所以就回来了。年轻人回到城里来,不光是因为这里有工作,而是更喜欢这里的生活。总之,大城市不仅创造了就业,创造了收入,而且还能不断产生新鲜的事物,这就是人口迁移的规律。
  回顾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人口迁移大多数是奔着大城市去的,当然也不是一下子都到了北上广深,而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上来的。很多在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已经在家乡的县城里买了房子,县城里的人想去地市级城市,地市级城市的人又想去省城。
  大城市必须要聚集一定规模的人口,才会出现好的学校、医院和各种文化生活。据说少于一千万人口的城市,都养不起一个以西洋音乐为主的音乐厅。希望有多元化的生活,在小城市不行,只有到大城市,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人的基本选择逻辑是一样的。
  然而,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大城市设限,不让人们进大城市,没有按照未来人口不断进入大城市的规模,来考虑和安排各方面公共品的供给,包括土地的供给。现在政府已经不能禁止人们选择到哪里去了,因为迁移是自由的,人为设限只是想控制资源,但是实际上限制不了人口迁移。你规定某个城市只能有一千八百万人口,但是只要人们愿意来,很快就会超过这个限制,这就形成了现在中国城市两极分化的矛盾。

 中国城市两极分化是如何形成的?  两极分化是指人口流出城市和人口流入城市,人口流入特别集中的城市就会出现各种暴涨局面,包括住房的供给和需求关系。比如有的城市六年前研究资源约束,提出这个城市只能养活八百万人口,结果现在人口达到了两千一百万,这个城市肯定会出现供求关系紧张,包括交通、公安、社会保障等等一系列社会公共服务都会不足。
  那么,小城市的房地产是怎么回事呢?2004-2007年房地产过热,2007年出了国几条把房价压下去,2008年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房价跌得很厉害。于是许多小城市地方政府纷纷招揽房地产商去做投资,因为大城市限购,小城市不限购,不少房地产商包括一些知名地产商都跑到小城市拿地,在二三四线城市建了一些房子,以为这些地方将来也能像大城市一样房价上涨。结果发现,房子盖好了但人却走光了。
  城市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人口大量涌入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另一方面是人口不断流出,供求过剩需求不足。暴露出城镇化政策包括现在的做法出了偏差,违背了人的迁移规律,违背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规律。城市化、工业化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的基本逻辑是要追求就业,追求收入,追求改善的生活。而我们老是逆着走。
  中国属于快速工业化国家,类似于韩国和日本。我们用了50年时间,工业化达到了80%多,现在还在继续工业化,这个历史的进程还很长。这50年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人口进到城里来了,但是退休的人群还没有形成。
  第一代有钱的退休人群正在形成,我说的有钱并不是说很有钱,至少中产阶级。他们想着现在房子便宜,赶紧买了等退休回来住。海南的发展应该是等到第一代有钱的人退休以后,目前这一代人还没有形成呢。
  所以在这个阶段,加上中国地域辽阔,很多小城市不在大城市群里,发展就会遇到困难。从目前看,一些小城市可能就是要随着人口迁出逐渐消亡,但是我相信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没有到发展的时候。目前就是人口迁出的时候,而人口迁出也是一种发展。假定你就是那些资源,原来那么多人,分母那么大,人均GDP、人均收入就上不去。人口迁移有两个效果,到人口聚集地增加了分母,在人口流出地减少了分母,减少了分母整个分数就大了,同样的收入分到每个人头上就高了,就可以提高收入。
  一是小城镇的人口少了,但是人均收入可以提高;二是如果能保护好老宅,保护好当地的生态和特色文化,就为将来人口回流做好了准备。
  我们应该顺应人口迁移规律和城市化规律。腾出更多的土地发展大城市,包括这些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卫星城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遵循规律,破解难题,需要做大量的调整,不仅仅是简单的控制房价、限购,还包括一些最基本的、更深层次措施,包括设立财产税、房产税、经济制度、经济手段,还包括要调整我们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是调研小城镇的,据说他临终前两年曾经对他的学生说,也许在中国小城镇这条路可能走不通。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今天我们讲这个问题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现在我们的大城市房价暴涨,小城市却有那么多的积压,一眼望不到头的房子也没卖出去几套,因为肯定没有人在那儿买。
  一是发展房地产首先要想那个地方能创造多少就业,没有创造就业,搞了房地产最后结局都是一样的。然后还要看位置在什么地方,是在城市群里面,还是城市群外面,小城镇并不等于二、三、四线城市,小城镇指在是大城市群之外的。
  二是我们暂时改不了粮食要自给自足的现状,但是我们可以提高城市容积率。
  三是我们的土地分配可以改变,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关系可以改变,这是我们政策战略的配套;四是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土地确权,土地能够流转,在城市化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把多出来一部分土地特别是宅基地,流转出来成为城市土地供给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缓解房地产的问题。
  我们城镇化发展战略不改,我们的容积率不改,农村土地制度不改,这些问题就会持续加大。总觉得需求太大供给太小,就只能抑制需求,限购不是通过供给方解决问题,而是抑制需求。抑制需求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投资性需求。但是现在房价高到社会承受不了,是因为确实需要购买住房的老百姓越来越买不起房了,这就影响到国计民生了。
  如果保证房子有限的供给,只供给那些要住的人,而不供给那些要炒房的人,这是限购的逻辑。可不可以不搞限购呢?当然可以。限购只是一个行政手段,而且是非常严厉的行政手段,只有中国搞得了,其他国家搞不了,因为有钱不让买房子,是没有道理的。

  解决办法:还是房产税  从需求方角度看,不一定限购,办法就是实行房产税。房产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房价越高征的税越高。房产税加上交易税在其他国家多数都有,而且很见效。最近新加坡搞房产税和交易税,新加坡城市中心的房价已经跌了40%。但是这一点我们也迟迟做不了,迄今为止没有列入国务院的议程。
  有人说中国的土地都是国有的,但是英国也一样,英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是皇家的,在上面盖房子也是租的,他们对使用土地和盖房子包括使用者都要征收房产税。还有人说是有既得利益的阻碍,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笑话,说领导聚到一块讨论房产税问题,前15分钟还在讨论国家税收,15分钟后就讨论到自己的房子要交多少税,这就讨论不下去了。
  但是这些对实施房产税都不会构成障碍。中国改革的经验不就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吗?20年过渡期,从新房子开始征起,老房子卖了才征,你看能不能实行得了?实行房产税的问题不要跟反腐挂钩,新房新办法,老房老办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房产税不管用,你这就违反了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价格肯定是管用的,价格不管用往往是价格没到足够高。上海、重庆搞试点,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房产税当然不管用,如果像美国一样到了3%-4%的房产税你看起不起作用?中国的炒房团跑到美国,说美国次贷了危机房子便宜,转了一圈最后一问每年还得交4%的税,结果全都不买了。房价越高交税越多,价格哪有不起作用的,价格不起作用一定是价格不够高。虽然还有一些因素和理由,但是我觉得都有办法可以克服。但是现在一时半会儿还实行不了,客观上就没有列入日程。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樊纲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