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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世代更迭的新时期
2016-12-31 来源:中国经营网

刚刚过去的2016年,国际形势最突出的特点是“黑天鹅”频出,接连发生了大大出人意料的事件,令人瞠目结舌,足以对世界未来产生极大影响。有人归之为反全球化逆流涌现,有人归之为民粹主义泛起,也有人归之为右翼势力抬头。现在就给这些“意外”现象定性,恐怕为时尚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黑天鹅”频出,预示着一个重要变革时代的到来。人类必须做好将在同过去“很不一样”的世界中生活的准备。过去的工业化和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进步,但也产生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至今不知如何解决。原以为只要实行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就能解决世界各国的一切问题,这样的期望并不现实;各种“政治正确”的建制原则,受到严重挑战。尽管各国都知道变革是必由之路,但变革没有现成的道路和统一的模式。唯一的共同点是:最重要的是要办好自己国家的事情。也许“黑天鹅”现象的最大启示就在这一点。

2016年的中国,除了反腐成就大快人心,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什么“黑天鹅”现象,相反,稳中求进渐成基本态势,从超高速增长下行到中高速增长态势,成为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离人们的期望距离不小,似乎没有重大兴奋点。经济形势像“温吞水”,热不起来也冷不到哪里,房价、汇率的波动也算不上惊涛骇浪。有人说经济徘徊是由于存在普遍的“懒政”现象,其实,想干事的还是大有人在,更多的恐怕是新形势下有些方向不清,旧思维不适,老办法不灵。因此,首要的问题是要真正理解我们当前所处时代的特征,以改革之策适应未来之变。

当代中国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世代: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时期和成立后时期的一代,可称为跨世代;新中国成立后成长的一代,可称为初生代;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可称为新生代。跨世代群体人生经历过两次低谷:20世纪30~40年代的战乱和60~70年代的经济困难与“文革”动乱,也经历了两个黄金年代:战争胜利到新中国初建时期,以及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时代。因此,他们的群体人生经历呈现“W”型轨迹。这一群体有两次低谷的切身经历,终于享受到了物质繁荣的“太平盛世”,今胜于昔,他们的群体性主观幸福感相当强。

初生代比跨世代更幸运,一生没有遭遇过战乱,他们与跨世代一起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困难与“文革”动乱,这是这一代人的群体生涯低谷期,刻骨铭心。而从80年代直到今天,这代人经历了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代,几乎每十年物质生活水平就上一个大台阶。这一群体有过穷困和动乱的经历,而成年后基本上一路向上,持续改善,群体人生经历呈现“√”型轨迹,而且向上一段的轨迹相当长。尽管他们遭受的社会巨大变迁的痛苦和冲击不少,但在总趋势上,从低向高,充满希望,生活改善极为显著,而且具有数十年的持续期,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并不多见。节节高的一生,使他们的群体性主观幸福感也相当强。

新生代同前两代不同,他们出生在物质相对丰富至少是“还说得过去”的时代,没有经历过困苦、饥饿和动乱年代,而且,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在上代人眼中,这是“坐享其成”的一代,甚至是享受着“小皇帝”般的优越呵护,应该是最该“知足”的幸福一代。但这并不是这代人自己的感受,他们并没有感觉更幸福。特别是,由于没有作为幸福参照基点的低谷期,对物质丰富的适应性心理,使得要让他们获得幸福感,需要比上代人高得多的成本:他们可不是两块棒棒糖、几件新衣服就可以打发得快乐无比的孩子,即使是电脑、手机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人人都有,我当然也该有”的普通玩意儿。而当他们成人走上社会后,反而感觉生活压力山大,职业空间并不宽阔,社会矛盾难以应对,甚至充满压抑。他们的人生可能将会是长长的“一”字型,要有起色,十分不易。其实,这种现象在中等收入以上国家中是普遍性的现象,即新世代的希望在哪里?在当前的世界“平庸时期”,许多国家的年轻一代彷徨失落尤为突出,导致反建制情绪激烈,甚至可能危及社会安定。

经济发展以人为本。新生代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人群。那么,“新常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远低于前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幅度不再可能像上代所经历的那样突飞猛进,除非有颠覆性的科学革命发生。他们的人生还会有如同上代那样的物质条件巨变吗?其实,即使物质成就再巨大,也并不等于主观幸福一定更显著。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论述过: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财富或权位)的人其快乐与痛苦的主观感受程度其实没有很大差别(财主的恐惧和痛苦并不一定比平民少,快乐和满足未必比平民多),人们总是以为占有物质财富越多或者权位越高就越幸福,这种心理倾向不过是“人类本性的欺骗”。当然,这种心理倾向或幻觉(无止境的贪婪)也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从本质上说,物质财富与权势并不能长久维持主观幸福。可见,那时他实际上已预见到,仅仅依靠更多物质财富和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并不一定能让人类越来越幸福。后来的经济学则以“边际效用递减”来解释。而另一种解释则是,随着工业化所创造的物质成就越来越大,人类的价值准则将不断变化,其基本趋势是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这些都说明,仅仅用物质提供的方式难以持续地增强新生代的幸福感。如果是仅仅依靠物质,那么,要让越富足的人更幸福,就越得花费更多的物质财富,这绝不是出路。今天,各种社会现象都表明,中国已经从亢奋的物质主义转向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经济发展尽管仍然是第一要务(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社会的价值目标(使人满意的境况)已经不仅仅是享用更多的物质产品,获得更高的收入(GDP),而是还要公平正义、生态环境、社会包容、生活质量、政治参与等,而且这些要求将日趋强烈。人类不停地努力追求满足,物质丰富了,社会进步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但永远仍有不满足,这也许就是人类发展的宿命。

在这个世代更迭的新时期,各种转换期“叠加”性矛盾凸显,必须以新的发展理念来应对新的挑战。其中,世界性的共识就是诉诸“创新”。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的最高满足,是最大限度地运用和发挥其思维能力,他称其为人类的最高之善,意思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研究、思辨与创新。也就是说,创新不仅是促进发展的动力,更具根本意义的是,创新本身就是人类之价值和幸福之源(满足之源)。经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时代,在人类已获得了相当的物质创造成就的基础上向着新世代演进的新时期,创新更将成为新生代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源泉。从创新中获得过程的快乐、挑战的快乐和成功的快乐,将成为新生代的生活方式:以创新孕育希望,以创新寻求幸福,以创新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要使创新空间更加宽阔,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充满活力。让想象力自由翱翔,为人才松绑铺路,创新才能插上翅膀,国家才能充满希望,社会才能永远乐观。

作者金碚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经营报社社长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工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营报》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