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文明百年寻根
2017-09-26作者:傅国涌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商业文明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中国工商业文明社会的起点在哪里?
  1979年吗?肯定不是。我们的起点在19世纪,从洋务运动算起,有150多年;从1895年甲午战争后算起,也有110多年了。
  我认为,给中国从农业文明的社会进入到工商业文明的社会划代,不应该用“鸦片战争”等政治事件,用经济意义上的事物更加准确,按照这一角度,可以总结出五个标志性东西:第一银行的出现,第二大学的出现,第三出版社的出现,第四报纸的出现,第五是用新式机器生产的工厂的出现。
  这五样东西对传统的农业社会来说绝对是新生事物,出现了就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商业文明它的核心是什么?如果普世的标准来看,商业文明的核心就是一个词——契约。
  契约就是商业文明的根,商业是从契约这个词上面伸展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是什么,商业文明的背后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从西方来说也是从商业文明里伸展出来的,这个马克思·韦伯已经讲清楚了,是商业文明中生长出了政治文明。
  西方的商业文明是从宗教里来的,是从基督教里来的,马克思·韦伯对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深刻的论述。可中国没有宗教,严格意义上中国的儒家、道家都不是宗教,那就是一种学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敬畏神的民族,缺乏契约精神,它没有自行发展出一套商业文明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只能向外看,借助外力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商业文明。
  所以我们会发现,标志中国工商业文明社会到来的这五样东西,严格地说都不是我们本土生产制造出来的,是我们看到人家有学过来的,但一开始我们的起点就很高。
  北京大学1898年才诞生,但到上世纪20年代,短短20多年的时间,就已经被国际所承认,是一座高标准的大学。商业文明从广义上来说应该包括五样东西: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金融企业、印刷出版企业、报业,这五个子项目都属于商业文明的分支,在这些领域,我们的先辈都曾达到了很高的高度。

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背景

  从1896年状元办厂的张謇到1938年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几代企业家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聚沙成塔,平地起高楼,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报馆、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银行,几乎都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的南北东西,他们所能凭借的甚少,所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诚实、勇气和努力。不幸的是,这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进程因制度变迁的刚性因素被迫中断,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开创了一个个具有示范性的良好传统,足以成为今天企业家们的精神背景。
  不断求新、求大,追求新工艺、新技术、新机器,把企业一个变二个、变三个,从荣家兄弟、刘鸿生、卢作孚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荣宗敬的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个经典性的范例。这是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的内在动力,只有把办企业本身看做是终极追求,而不是跳板、敲门砖,把办企业看做是一种独立的行为,自身即拥有最高价值,才可能会有不竭的动力,推动着自己往前走,而不是在已有的成就上停下来享受。
  制度建设,这是任何一家成功的近代企业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它真正发扬光大是从张元济进入开始的,他的抱负是扶助教育,同时他又有一个愿望,就是要“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亲手为商务印书馆制定了大量的制度,从企业运作、财务管理、人事进退、奖惩到职工福利甚至包括困难职工子弟的教育补助等,都有一系列完善的规定。穆藕初在他创办的纱厂最早引入了科学管理法,卢作孚对民生公司也强调科学管理,而且落实到每个细节上面。
  陈光甫在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就设定了“服务社会”的宗旨,他认为,服务是银行的生命线,普通的商店是卖货物的,银行能卖的只有服务,他说:“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的服务意识,为此他确立了六条原则: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时时想新办法。不仅陈光甫如此,其他企业家也多如此。荣德生曾经对钱穆说起了兄弟俩办厂的最初动机,就是救助社会失业,也就是为百姓解决就业问题。
  保持独立性,这是近代企业家阶层留下的一个不能忽略的传统之一。从晚清商会的诞生,到民国时的勃兴,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会在中国社会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晚清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曹锟贿选,“九一八”事变后呼吁宪政、“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多数时候商会都是站在时代前面的,最重要的是商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其领导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当选者基本上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使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商会、工业会之类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独立性。1948年11月22日,全国工业总会在上海开会,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凭的是实力和资望,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属意的人选是陈蔼士。在当选的15位常务理事中,包括了天津“永久黄”团体的李烛尘,荣氏企业的李国伟、荣尔仁以及胡西园等人。
  承担社会责任,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或兴办学校,近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始终充满热忱。张謇自述办实业的动机是为了教育,他从办第一家大生纱厂到二厂、三厂,到铁厂、油厂、面粉厂、印刷厂、轮船公司、垦牧公司,把实业作为支点,以实业为母,教育为父,办师范、办普通中小学、办幼稚园甚至办大学,然后建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剧场、公共体育场,以及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医院、公园大量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几乎是以企业办社会,南通成为他建设“新新世界”的试验田,也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模范城,他不仅奠定了南通一隅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创造的这个“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卢作孚主持的重庆北碚建设几乎就是对“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他在建设北碚之初,一方面修公园,整顿匪患,训练人,一方面办工厂、开矿,然后办学校、办图书馆、办电影院,甚至建起了中国西部科学院。
  在寻访近代企业家遗迹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地方都是“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干脆地名都叫“三厂”。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也成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其实,他们的作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关心公益的层面,而是体现了近代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城市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用意。张謇以30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宪政和地方自治,被人称为中国的现代化之父。卢作孚曾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
  追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终点。

制度是商业文明的基础

  企业家左右着企业的兴衰,但制度变迁是决定企业命运的根本原因,左右着企业的生存、发展和死亡,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抗力。制度是刚性的,与此相比,其他的障碍都微不足道,因为那些障碍总有办法可以克服,可以超越。因此,企业的发展有赖于环境的不断改善,特别是制度的保证。
  对于企业家推动的历史进程,我们还有很多认识的盲区,倒是一位法国学者白迪尔很早就写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企业家书写的,其中有一种看法是推动近代中国文明进程的两个车轮一边是知识分子,一边是企业家。
  很可惜,上世纪50年代这两个阶层都是被连根拔起了,这两个阶层在中国消失了30年,到改革开放才开始慢慢恢复。
  遭此巨大断裂,中国商业文明的修复,道路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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