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的澳洲军旗
2017-09-26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1年1月1日,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张灯结彩,却不是为了庆贺阳历元旦,而是为了庆贺在世界的另一头诞生的一个新国家:澳大利亚联邦。这个南半球的巨大岛屿上,六个英国殖民地组成了联邦国家,将在这一天举行开国大典。
  驻扎在北京的2000多名大英帝国军人,在这天举行了大阅兵,庆祝又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伴随着《上帝保佑女王》及进行曲的铿锵节奏,包括澳大利亚军队在内,各种肤色的士兵在米字军旗的带领下,荷枪实弹,列队行进。这其中,也有不少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士兵,他们分别来自新加坡、中国香港及威海。
  在北京冬日的朝霞下,一个年轻的国家诞生了,欢呼声响彻在另一个古老的国家的废墟之上。由此,八国联军的中国之战,不仅成为澳洲殖民军(作为英军一部分)的首次亚洲之战,更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次海外军事行动。
  澳大利亚的年轻旗帜,飘扬在了北京的上空……

帝国征集令

  1899年开始,义和团运动在中国风起云涌,迅速占据各国媒体的主要版面。但对于澳洲大陆的六个英属殖民地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即将水到渠成的联邦成立。
  经过多年的政治角力后,1900年3月,澳洲各殖民地代表齐聚伦敦,进行联邦成立前的最后磋商,联邦宪法草案随即于7月份提交英国议会审核。
  此时,北京形势迅速恶化,中外对立局面日趋严峻,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一触即发。6月4日,法国公使提出建议:“凡有舰队在中国沿海一带的各国公使,应立刻通电本国政府,要求下令给各国海军统帅,在北京被封锁而排外运动占上风的情况下,立刻采取必要的营救办法。”6月16日,为抢占军事先机,各国联军向大沽炮台中国守军发出最后通牒,次日凌晨,经过惨烈的战斗,大沽炮台失守。
  作为列强中的带头大哥,英国此时面临两难选择。远东局势糜烂如此,为维护英国利益和权威,其势不能不出兵;但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此时却无兵可调。英军的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南非,正在那里与荷兰人鏖战,史称“布尔战争”。布尔战争也吸引了澳洲人的注意力,澳洲各殖民地向南非投放了2500人的常规部队和3500人的民兵(Citizen’s Bushmen),来自南非的伤亡消息占据了各大报的版面。
  作为最为成熟的殖民地之一,印度军队也已被大英帝国调往世界各地,以填补英军主力开赴南非后留下的防卫空虚。此时东亚告急,英国只能转向其他殖民地(或类殖民地)挖掘军事潜力,连刚刚组建不久的威海卫“华勇营”,也被征召前往京津地区参战,与香港军团、新加坡军团及若干印度军团一道,组成英军主力,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
  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的唯一“白肤色国家”,是大英帝国的真正子弟兵。英国政府征询了澳洲各殖民地的意向,各殖民地政府痛快地表示,只要“祖国召唤”,他们将立即派兵参战。

组建水兵部队

  澳洲其实也已无兵可派:陆军主力已于1899年10月悉数开往南非,仓促之下,不可能再招募并训练一支足够的新军。唯一的办法,就是组建和动用水兵(Bluejackets)开赴中国。英国传统上本就重视使用既能提供运能、又能提供战斗力的水兵,经常动用他们参与陆上军事行动。1885年澳洲各殖民地的水兵就曾联合组建过“澳洲苏丹部队”(Australian Sudan force),崭露头角。
  与组建陆军相比,建立一支赴华水兵部队,兵源更是有着相当基础。澳洲当时已经建立了几支初具规模的海军部队。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爆发,英俄两国兵戎相见,澳洲各殖民地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担心俄国舰队会挥师南下。而英国皇家海军在澳洲的力量却十分薄弱,只有一艘小炮艇、一艘测量船和4只小船。
  为了对抗俄国的威胁,英帝国于1859年开始组建皇家澳洲舰队,专司澳洲水域防卫。而有着“新金山”之称的维多利亚殖民地(Victoria,首府墨尔本),则开始自行组建海军,其从英国订购的维多利亚号(Victoria)轻巡洋舰,直到1865年都一直是澳洲本土海军的唯一军舰。
  1900年6月27日,大英帝国殖民部向南澳(South Australia,首府阿德雷得)殖民地总督发出紧急电报,并由其转给其他殖民地总督,希望能从澳洲紧急征调3艘可在中国长江等水网地带行动的舰只。从澳洲征调只需3周,从其他地方调集则需6周。帝国政府希望从帝国直辖下的皇家海军澳洲舰队抽调两艘,从澳洲预备役舰队(Auxiliary Squadron)中抽调一艘,后者的经费由澳洲各殖民地与帝国政府共同分摊,根据法律规定,调动其军舰到澳洲之外区域,必须经过殖民地联合会议同意。
  6月29日,维多利亚殖民地政府首先同意,并表示自己的200人左右的部队可以在一周之内整装待发,且将自费承担这支部队的开支。随后,各殖民地政府纷纷表态支持。
  最大的殖民地新南威尔士建议,各殖民地可自行武装一艘或多艘预备役舰只,开赴中国直接参战,但费用应由帝国政府承担。新南威尔士政府甚至希望承揽帝国军队在华行动的军粮供应,为此,新南威尔士总理还立即下到乡村进行粮食状况调查。但显然,与维多利亚殖民地自费承担军费的提议相比,新南威尔士的建议并没有吸引力。
  几经周折,澳洲各殖民地与大英帝国政府最后确认,由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两个殖民地各组建一支水兵部队,由南澳殖民地提供一艘作战军舰,开赴中国直接参战。
  7月11日,维多利亚部队组建完毕,成员多数为水手,平均年龄为35岁,四分之三的人已婚,这与开往南非的陆军部队平均仅22岁且多为未婚形成对比。维多利亚殖民地给予士兵的工资为7.6先令/天,远高于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5先令/天标准,凸显其拥有金矿的财大气粗。维多利亚部队甚至还给每人发了些卡其布料(Khaki),预备到香港后可以找到裁缝添置新军装。
  新南威尔士部队也在7月底遴选完毕,除了水兵外,他们还从本为南非战场准备的一支陆军部队中抽调人员,加强了赴华部队的陆上攻击能力。这些陆军士兵虽然愿意到中国为国效力,但表示不想转入海军建制,而这又招来水兵们的愤怒,他们也表示不希望与陆军为伍。最后,这支小分队只好折衷命名为“新南威尔士海军陆战队轻步兵”,把陆海军特点都体现出来。
  英帝国派遣了撒拉米斯号(SS Salamis)运兵船前来运送澳洲军团。7月30日,维多利亚部队在墨尔本举行盛大武装游行,在当地民众欢呼声中,誓师出发。
  8月4日,撒拉米斯号到达悉尼,在当地也举行了音乐会等劳军欢送活动,随后,新南威尔士部队登船,两军会合。8月7日,撒拉米斯号在盛大的欢送仪式后离开悉尼港,灯塔给他们挂出信号:“一路平安”,他们则向灯塔回复旗号:“再见澳大利亚”。
  随后,撒拉米斯号停靠在杰克逊军港,次日起锚开赴中国。
  8月10日,南澳殖民地所派的军舰护卫者号(Protector)也离开杰克逊军港。

终于踏上了华北大地

  9月8日上午,澳洲军队抵达大沽口,加入了足有130多艘船只的各国舰队的行列。他们并没有受到管理港口的联军军官的欢迎,因为多国军队的复杂调动,令港口管理十分艰难。
  澳洲军团得到了新的命令:维多利亚部队驻守天津,新南威尔士部队则将继续进军北京。
  9月15 日,澳洲军队终于踏上了华北大地。他们在日记中,对这片肥沃土地因战乱而荒草遍野大为感叹。从塘沽到天津的路上,凡是由俄国人占领的河东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被毁灭、每间房屋都失去了屋顶,俄国人强拉中国苦力,却在他们完工后就地枪杀,或赶入河中淹死。而由日本、美国和英国联合占领的河西区域,房屋基本完好。澳洲随军记者韦尼(Wynne)记载道,中国人似乎并不为满地创痍而担心。
  当天晚上宿营,澳洲军队遭到了中国蚊子和各种小昆虫的猛烈进攻。第二天下午一时,他们终于到达天津国际跑马场(Internatioanl Racecourse)的营地。
  为他们张罗营地的是一位澳洲老乡奇亚夫上尉(Captain Keogh),他还为澳洲军队搞到了帐篷,令他们不必露宿。奇亚夫是昆士兰人,在报考新南威尔士征华部队时落选,索性就自费到了中国,得到英军驻天津司令坎贝尔(Campell)将军的赏识,成为其参谋,专门处理人事。奇亚夫此后还担任了警察长(Police Magistrate),下辖120多名澳军、40名德军以及一些印度和中国警察,每天要处理三四十个案子。因为在司令部工作的关系,他有机会参与了多次大的军事和警察行动。

第一战进攻北塘被俄国人愚弄

  9月16日,刚安顿下来的澳洲军队接到战斗命令,维多利亚部队和新南威尔士部队联合派出300人,参与联军对水陆要塞北塘的攻击。
  临出发了,英军才发现俄国人控制下的铁路,只允许德国人使用,遂只好改用驳船从水路行进。天气十分炎热,而且大雨滂沱,每人却只带了3块饼干和两盎司的罐头肉,走在前面的锡克(Sikh)士兵不断因中暑而倒下,全军饥饿难耐。行进了10个小时,终于在傍晚6点抵达了俄军的一家战地医院,却发现就在1小时前,拒绝他们使用铁路的俄国人,已经抢先占领了目的地。
  又乏又恼的英国军队只好就地宿营,却难以找到足够的食物以及干净的饮用水。唯一令英国人幸灾乐祸的是,中国军队主力早就撤离北塘,却留下了一些射击手,给俄国军队造成很大伤亡。当俄国人终于攻下清军阵地时,只发现了4具尸体,而俄军自己却有10多人阵亡、30多人受伤。
  澳洲军队的首次军事行动,就因联军内部的勾心斗角无果而终。  

进军北京后澳军开杀戒

  10月10日,新南威尔士部队开赴北京,接替即将返回香港的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兵。
  他们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帆船,载着行李,以及为北京的联军部队携带的3万件军毯,沿北河的纤道由一大群中国苦力们拉纤前进。上尉斯班(Spain)带了相机、海军候补少尉摩宁(Midshipman Murnin)则为此次行动记录了详细日记,令后人得以回顾京津之行动。
  两天后,他们到达杨村,遇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哨所。这是澳洲军队第一次在战地遇到美国兵,澳洲人从美国兵手里买到不少好东西,如罐头装的水果、牛肉、香烟等,很多价格甚至比悉尼市场还便宜,这令大家喜出望外,也对美军的丰富供应感慨万千。
  途中,他们还遇到一个掉队的意大利士兵,他刚被中国人抢走了步枪。随同新南威尔士部队一起赴北京的4个孟加拉枪兵,立即追入高高的青纱帐,几经搜索,抓住了抢枪的中国人。澳军军官对中国人的处罚,是命令他们帮助扛着马克沁机枪的沉重架子,几小时后就释放了他们。处罚如此之轻,令那几位被抓的中国人大为吃惊。
  摩宁在日记中说,星期天宿营后,百感无聊,就闯到村庄里去收寻古董,可除了供奉着神像的庙宇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后从一些人家的墙上摘了些书画当做战利品。
  经过10天行军,新南威尔士部队到达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英国使馆。部队被分为三部分:1名军官及50名士兵驻守使馆负责警卫,3名军官和60名士兵被派到喇嘛庙警卫,其他的人则在庄王府建立司令部。庄亲王载勋曾在府内设坛,成为义和团的指挥中心。
  离开澳洲以来,他们第一次可以在屋子内住宿了。
  在北京,澳洲军队终于开了杀戒。
  喇嘛庙的澳军指挥所,与一间丝绸库房很近,一天,指挥所与库房之间的一所民宅被人纵火焚烧。澳军抓住了纵火的中国人,却正是被烧房子的主人,翻译官证实说那是个著名的义和团成员。这位勇敢的义和团员,事先将家小送走,然后焚烧自己的房子,希望能火攻澳军。次日早晨,5名澳洲士兵组成了行刑队,对这名义和团员执行了枪决。这是新南威尔士部队在中国的第一次处决。
  又有一次,6名中国人“偷”回了被澳洲军队征用的他们自己的毛驴,被当做“小偷”,半小时后就全被枪决了。
  新南威尔士部队在北京参加了多次对义和团成员的枪决行刑,瓦德西到任后,为了威吓中国人,命令对捕获的义和团一律采用斩首方式处决。澳洲军队觉得这太不人道,从此就不再出任行刑任务。

“强奸成了一种消遣,屠杀则成了一种娱乐”

  《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arald)曾刊登了新南威尔士部队的一名士兵发自北京的来信,描写了中国首都的悲惨生活真如人间地狱,大街上成千的野狗像狼一样地在啃咬着中国人发臭的尸体,而夜晚则枪声不断。
  在北京的各国军队,普遍纪律很坏,抢劫几乎得到了所有国家的军官们的默许,正如西方史学家所说,当时列强军人在北京, “强奸成了一种消遣,屠杀则成了一种娱乐”。
  澳洲军队曾经奉命袭击了一所据说是义和团首领所拥有的大宅,宅内的家具被搬到英军司令部使用,剩下的东西被洗劫一空,珍贵的皮毛、丝绸和瓷器等不久被拍卖,所得约350墨西哥元,被众人瓜分。但在瓜分后,上级却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物归原主,原来,他们因情报错误,误攻了目标住宅的邻居。
  澳洲军队也参与了对中国人的掠夺行动。
  一次,驻守喇嘛庙的澳军得到中国线人报告,说在北京北面20英里的长辛庄,义和团埋藏了大量财宝,估计值20万两白银。英军负责战利品管理的图鲁奇(Tulloch)上校,十分兴奋,立即带了25名俾路支士兵(西南亚人)及转达情报的澳洲军官布莱克(Bertie Black)前往征讨清剿。
  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开始挖地三尺,那位中国线人则表示自己可以到下个镇子高丽营去确认是否还有更多的财宝,结果,这个华人在高丽营被愤怒的同胞所杀。
  在长辛庄一无所获的图鲁奇上校,立即带他的人马杀奔高丽营,遭到了冷枪的射击。他们遂将当地的头人和最富裕的典当行老板抓来,以英军遭到攻击为理由,要求交出3.5万两白银的“罚款”,否则夷平整个镇子,并将此两人抓为人质。
  当高丽营开始筹款时,图鲁奇上校听说有大群义和团赶来集结,就调集了更多的士兵对高丽营进行了攻击,杀死了40多人,半个镇子被摧毁。
  消息传回北京,英军司令加斯利(GASELEE)将军大为震惊,命令图鲁奇上校立即返京。英军撤退得十分匆忙,连大多数赎金都来不及带走。加斯利下令严禁此类行动,除非有确切证据表明那些地方有敌对行为。
  但1901年元旦后,加斯利将军却亲自下令对高丽营进行了又一次讨伐,以收缴上次索要的赎金。这次由100名日军、350名俾路支士兵和锡克士兵、26名新南威尔士部队士兵组成了一支大部队,计划如拿不到钱,就将镇子摧毁。
  这支“讨债军”在大雪中艰难跋涉到目的地后,却发现镇子里的居民早就跑光了。联军挨家挨户地彻夜进行搜查,也查不到任何宝藏的下落,只好捣毁了镇上的佛庙泄愤。澳洲随军记者韦尼写道,这种肮脏的“军事行动”,其唯一目的就是摧毁和劫掠,镇压义和团无非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这令“渴望一个值得的、对等的战斗”的澳洲军队日渐不满,他们开始想家。
  1900~1901年的华北,就这样被打着各种借口的人所劫掠着,先是义和团,而后是官军,再就是各国联军。《悉尼先驱晨报》曾直接引用美国报刊的话:“进军北京就是一次洗劫的狂欢。”显然,迟到的澳洲军队不仅错过了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也错过了洗劫的最好机会。

建设“文明新北京”

  新南威尔士部队在北京还承担了大量警察功能。他们曾试图禁止中国人聚赌,并且多次冲击赌场,抓了一些赌徒,但最后收效甚微。在卫生防疫方面,他们组织中国人清扫大街,对乱扔垃圾者处以鞭打50的重罚。
  被枯燥的警察工作困扰着的澳洲兵,因没有足够的啤酒,便开始学着喝中国的烧酒。几杯烧酒一下肚,澳洲兵“就疯狂”了,事故不断,最后,英军明令禁止饮用烧酒,并警告中国人胆敢再卖烧酒给澳洲士兵就将被鞭打。
  担负治安责任的澳洲军队,还任命了几名军官出任法官,专门处理中国人之间的纠纷。有一次,一位中国基督徒前来状告另一位中国人利用权势欺诈他,后者曾是李鸿章的仆人。但李鸿章仆人却反控这位基督徒利用外国势力敲诈他。澳洲军官认为两方都很明显地在撒谎,最后下令各打50鞭。
  在随军记者韦尼发回给《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报道解释道,鞭打李鸿章的仆人,是要让他知道,他的主人现在保护不了他;而鞭打基督徒,则是要告诫他不可滥用信仰牟取私利。
  李鸿章的仆人被打后,居然给澳洲军官磕了3个响头,他原以为落到洋人手里,可能会被处决了。
  1901年的元旦,在北京的英军各部队2000多人举行了大阅兵,庆祝澳洲殖民地组建联邦。

进攻保定府:肮脏的报复行动

  留在天津的维多利亚部队,参加了1900年10月对保定府的战斗。这次行动从10月12日开始,共用了二十五天。八国联军共派出了7500名士兵参战,维多利亚部队出动了150人。据澳洲军队的战时记录,因乡村基本被破坏,行军异常艰难,给养供应不上。当地一头奶牛误闯澳军行军行列,给维多利亚部队送来久违了的牛肉大餐。
  一等水兵伯徒托(Bertotto)的日记记载,他们曾行军到一个名叫五阳湖(Wo-yang Hu)的地方,从村庄内搜罗了一些鸡、蛋及玉米等,美餐了一顿,这是他们登陆华北以来最好的一顿。次日,他们又在沿途搜查了一所大宅子,想找到些银子,但没有成功,却在另一幢房子里找到些金叶子,终“因体积太大也放弃”了。
  军粮供给相当困难,澳洲军队每人每天只能配给两只玉米面饼,这一困境到10月20日才得到缓解。当天他们到达十八洲(Shih-pha chow),从一所民宅中找到大量的小鸡和鸡蛋。这房屋的主人早将家小送到安全地带躲藏,自己则为澳洲军队忙前忙后生火张罗,搬运柴禾。伯徒托还注意到,房屋主人将孩子们的衣服悄悄藏起来,担心澳军可能会对孩子们不利。
  10月21日,联军到达保定,但中国守军已经投降。维多利亚部队负责看管那些据说是对虐杀传教士和西方商人需承担责任的“罪犯”,这些人被移交给德军处决。德军命令囚犯们自己挖好坟墓,然后排成一行枪决,尸体就滚入自己挖的坟墓,然后掩埋,其杀人工作的严谨和细致令澳军惊叹。随后,维多利亚部队又负责看管城里的满人,整晚上担心会被劫狱,这些满人则被法国军队枪决。
  征伐保定府,其实在军事上毫无必要,而是针对中国平民的残酷报复。德国人因其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官兵杀戮,而推动发起了这一报复行动。
  从出发之日到11月7日回到天津,维多利亚部队 “一路上根本没有见到敌人,更不要说与敌人作战,所见无非都是洗劫、纵火和处决”。
  跟随澳军行动的奇亚夫上尉,事后不仅指责德国人没有根据计划准备好交通工具,也指责法国人故意给澳洲人分配了最漫长艰难的一条线路(行动由法国将军统一指挥),以助法国军队夺得头筹,这与北塘战役中俄国人故意不提供火车以便自己抢功是一致的。当《悉尼先驱晨报》的记者问奇亚夫,为什么联军之间的合作会这么差,他认为惟有“我们不列颠人(the British)”遵守规则,其他国家却都各行其是。

英国人和俄国人差点爆发战争

  征伐保定府之后,维多利亚部队的住宿大为改善,终于可以从帐篷搬到屋子里住,以度过难耐的冬天。
  伯徒托在11月14日执行了一次护送中国基督徒的艰巨任务。他和另一位澳洲士兵每人携带300发子弹,在一个向导和一个翻译的陪同下出发。途中又有两名日本士兵参加进来。这6名不同肤色的人,晚上就挤在一个房间里休息,这令伯徒托感慨很多。次日傍晚他们找到了那些即将被义和团围困的中国基督徒,将55名妇女儿童、四名商人、两名中国官员送到天津。那些脱离了危险的中国人对他们千恩万谢。
  维多利亚部队参与的最重要的行动,是对抗俄国军队。1901年,在联军占领的天津,英军根据工程师金达(C.W.Kinder,曾任中国关内外铁路总局总工程司)的建议,准备在京津唐铁路边建一条岔路,受到俄国人的阻挠。俄国人说岔路所经过的土地是给他们的新租界,英国人则坚决不认可。双方越闹越僵,剑拔弩张。位于冲突第一线的是锡克兵及香港军团,维多利亚部队受命前往增援,新南威尔士部队也从北京紧急抽调了60人赶往天津。与俄军布下的6000人马相比,英军只有1900人,明显处于弱势。英国从香港紧急调派大量援军,精锐的皇家威尔士燧枪兵再度被征召到华北。经过多方外交斡旋,英俄之间总算避免了一场武装冲突。
  作为联军占领地区的警察,维多利亚部队必须经常面对纪律败坏的各国军队。曾经有一次与法国军队发生摩擦,法军居然上起刺刀进行攻击,导致澳洲士兵多人受伤。

回家,回家

  1901年3月,澳洲军队开始撤离中国,防务由香港调派的皇家威尔士燧枪兵全面接管。有17名新南威尔士部队自愿留在华北,接受了高薪,负责警卫英国控制的铁路线。
  就在回国前,新南威尔士部队的一等水兵本耐特(Bennett)因精神疾病开枪自杀。
  3月底,新南威尔士部队和维多利亚部队先后移交防务,在天津集合。3月29日,英军派遣运输舰清图号(Chingtu)运送澳洲军队离开大沽港口。澳洲兵几乎每人都装着或多或少的中国“纪念品”,而整个军团则带了两件大的纪念品,一件是本文开头所提的西班牙铜炮,另一件则是一座当时就已有三百年历史的铜钟,至今保存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中。
  清图号4月5日离开香港,踏上返乡途。20天后,部队到达悉尼,进行了严格的隔离检疫。5月3日,澳洲官方在悉尼为军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两支部队都在悉尼著名的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现歌剧院附近)登陆,接受检阅和民众欢呼。随后,维多利亚部队就从悉尼的红番(Redfern)车站乘坐专列返回墨尔本。
  1903年,两支部队的所有士兵被大英帝国政府授予“中国战争奖章”(China War Medal )。

澳洲人眼中的八国联军

  对于“子弟兵”们在中国的行动,澳洲媒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断发表随军的两名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
  1901年4月26日,《悉尼先驱晨报》采访了在天津英军司令部担任参谋的奇亚夫上尉,发表了题为《海军归来》(Return of the Naval Contingent)的长篇专访。
  奇亚夫对记者评论了各国军队。他表示,很欣赏德国军队的年轻、健壮,行军路上一路唱歌,很有修养,纪律很好——其实,在八国联军中杀戮最狠的,就是他所欣赏的这支德国军队。赴华作战,对于德国军队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行动。
  对法、俄军队,奇亚夫显然很不以为然。他说,没有谁真把法军当回事,连法国的盟友俄国也只在需要利用的时候才亲近法军。当英俄因天津铁路发生危机时,法国人虽然嘴里不断喊“俄国万岁!”帮腔,但都只是嬉笑着在边上看热闹而已。法国人最不守纪律的是巴黎连队(Parisian regiment),这个连队的军官似乎对士兵失控了。至于俄国人,奇亚夫上尉说:“干脆该叫他们石头”,因为“太笨重了”,他注意到俄国士兵经常被军官毒打,居然也能忍受,照样会跟着军官拼死作战。
  至于奥地利和意大利士兵,则擅长长途行军,意大利人不大会打仗,喜欢躲在英军翅膀底下,但瓦得西到任后却把意大利人调去和德国人一起作战。
  奇亚夫认为英军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不该将印度的“Kahars”人调去中国,这些人在印度做做苦力(coolies)还行,但在寒冷的中国没有用处,派他们运输军需,经常要派重兵掩护,被其他国家嘲笑。而一个中国苦力往往能顶一打(十二个)印度人,价格只有印度人的一半。
  奇亚夫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印度士兵也和澳洲士兵一样第一次参加多国行动,有机会对列强军队进行比较观察,印度人最后得出结论:还是“英国主人”最好!
  日本人在奇亚夫眼中,是一群套着制服的小矮人,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笑容和斗志并存。日本人能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好东西,但同时又保持他们自己的优秀东西。奇亚夫认为日本人很虚伪,即使今天在与中国人打仗,明天照样可以勾着中国人的脖子称兄道弟。他认为,日本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最好的朋友,俄国人在外交上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中日战争(指甲午战争)中去干预这群小矮人。
  至于美国人,奇亚夫认为那绝对是“我们的兄弟”,美军的军需供应做得最好,所以穿着的军服也是整个联军中最整洁和漂亮的。大英帝国在远东只有美国和日本两个朋友。
  奇亚夫告诫澳洲国人,列强中总有人想抢夺“我们的”贸易,这迟早会威胁到澳大利亚宁静的海岸,所以,澳大利亚要居安思危,时刻准备制订周密的计划保卫自己的海洋和陆地。

为什么去北京——澳洲人的反思

  其实,在一片赞歌声中,澳洲出兵中国之事也在内部遭受到了很多质疑,只是这些质疑在澳洲不少“主旋律”的历史著作面前多被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
  这些质疑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是经费方面的现实考虑,比如南澳殖民地派出的小军舰护卫者号,就因为南澳殖民地、帝国海军部等为了费用问题相互扯皮,几乎没能成行。南澳抱怨说同样是殖民地,加拿大完全不用自己承担任何防卫开支,而澳大利亚不仅要自己承担,还要再去援助母国;
  二是能力问题,质疑者认为弱小的澳大利亚应该把国防力量放在防卫本土上,没有能力去帮助帝国打仗;
  三是必要性问题,质疑者认为虽然殖民地应当在母国遭遇危机时给予协助,但中国的义和团事件并未严重威胁英帝国的利益,就近派印度军队去就可以,澳洲军队没有必要参加;
  四是军力分配问题,当时英帝国在南非也遭遇了很大的危机,并且随后爆发了布尔战争,澳大利亚又向南非投放了更大的军事力量;
  五就是程序问题,部分殖民地的总督未经议会批准就自行向帝国国防部表态参战,引起议会的不满和杯葛。
  当然,最终是“爱国主义”和“大局意识”占了上风。
  在支持出兵中国的意见中,主要是诸如显示帝国内部的团结、维护英帝国的巨大利益,也有一种是纯粹的种族主义考量:出兵中国将不仅能惩罚侵害基督教的中国人——西方普遍将八国联军干预看做有相当浓厚的宗教卫教战争,保卫“文明”,更能有效地遏止“黄祸”(Yellow Peril,所以,不能只依靠同为亚洲人的印度军队,而必须有更多的白种人参战。
  澳洲政客们则达成了共识:来自中国的真正威胁,不是中国本身,而是列强会在瓜分中国(the carving of the Chinese melon)的过程中反目为仇,那时,澳大利亚本土就将遭受危机,因此,必须未雨绸缪!
  澳洲军队在中国虽然没有经历什么重大战斗,但在澳洲的军史家们眼中,这不仅是澳洲军队的第一次海外行动,也是这个殖民地第一次睁眼看世界,令他们认识到了世界是不太平的,列强对中国的争夺,迟早会影响到看似遥远而宁静的澳洲。
  在天津英军司令部工作的澳洲军官奇亚夫,当年告诫其国人:中国人是“最不凡(most extraordinary)”的,他们能在自己的财产、生命遭受危难时,还像一个哲人般坦然面对,看着洋鬼子们(foreign devils)夺走他的粮食、衣物和一切,看着家园被焚毁,看着妻子儿女被迫逃命,他却照样带着微笑注视着敌人,即使损失会依然惨重。他的心中一定在酝酿着下一轮对洋鬼子的抗争!
  澳洲军队从中国带回来一个特殊纪念品,献给这个刚刚诞生的国家:一尊古老的铜炮。这尊铜炮由西班牙人于1595年制造,并作为献给中国大皇帝的礼物,被不远万里地送到了北京。
  这尊铜炮至今仍然安放在悉尼的皇家澳大利亚海军戈登岛造船厂(The Royal Australian Navy’s Garden Island Dockyard)正门口……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澳大利亚联邦国防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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