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总理”恭亲王
2017-09-25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阳春三月的北京城,却被一场“倒春寒”所笼罩。突如其来的政治批斗,将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推向了风暴的中心。代行国家元首职能的慈禧太后,坚决要求恭亲王下岗。
  这是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四个年头。双方把政治盟誓写在了年号“同治”之上,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同志”难“同治”

  这场风波来得似乎有点突然。
  这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奕訢 “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蔡寿祺此时的官职,类似大清中央办公厅的中级干部,兼国家通讯社的高级记者,有撰写“内参”的权力。中国官场上,笔杆子从来就是投枪与匕首,有时甚至比枪杆子还管用。但蔡寿祺居然敢炮轰当朝总理,莫非真是书呆子犯了痰气?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国家机关混到高级笔杆子的级别,蔡寿祺当然有几把刷子。大清官场如赌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爱拼才会赢。风险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买入政治原始股。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只是名义上的代理国家元首,实权都握在恭亲王手中,太后们的确如同乏人问津的冷门股。蔡寿祺逆市操盘的算盘打得并不坏:恭亲王乃当朝显贵,投怀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长队,与其锦上添花,不如给另一家雪中送炭,烧烧太后的冷灶。何况,如今已经熬过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及英法联军的外患,也不怕窝里折腾一下了。
  慈禧太后当然明白,权力争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蔡寿祺一搭台,慈禧太后赶紧唱戏,并且雷厉风行,两天内就宣布将恭亲王“双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这一声政治炸雷,果然不及掩耳。大清官场在省过神来之后,立即反弹,无论王公勋戚,还是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强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总理恭亲王。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
  在一片和谐至上、理解万岁的欢呼声中,这场持续了39天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大清政坛终于换了老大,牝鸡司晨的新时代开始了。
“风暴中的芦苇”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之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Harpers)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程度低下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是几乎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
  西方人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尽管几番沉浮,恭亲王却一直是同治、光绪两个时代最有势力和实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线、三线,他的影响力依然在左右着大清的内政外交。那些在日后的史书上远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从官场的刀光剑影中幸存下来,而他大力提倡、呼吁并身体力行的改革,不仅体现在30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也体现在随后的政治改革(1901~1911年“新政”)中。
  恭亲王的“芦苇”个性,也证明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权力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一介布衣、一个“群众”,只要有足够的影响力,照样能呼风唤雨,甚至左右政局,后世的李鸿章、袁世凯等等,也都几起几落,却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旗帜与方向。

被湮没的舵手

  当然,芦苇毕竟只是芦苇,而非参天大树。
  在这场风波中,本是参天大树、亦有资本可继续成为参天大树的恭亲王,最终选择了成为芦苇的命运。风波持续39天,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颠颠地去做检讨,这足以证明他内心的痛苦挣扎。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还原他当时的心态:是顾全大局还是爱惜羽毛?是厌倦内斗还是害怕对抗?
  从此,恭亲王从“同治”公司的缔造者、合伙股东降级成为职业经理人、高级马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是个不能不重用、又不能不控制使用的人才。一个优秀得几乎无懈可击、小心谨慎得无可挑剔的人,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缺点。曾经风采四溢、棱角分明的“鬼子六”,自此甘心自我矮化,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皇座、乃至皇座后面的帘子上,在展现超强行政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的同时,展现了萎靡得如同太监般的政治性格,一手硬、一手软,奠定了一个操盘手、一个管家、一个技术型官僚的典型“老二”形象。
  小心谨慎的“老二”,依然不能逃脱生前被清洗、身后被注水的命运。由恭亲王倡导、推动并亲自操盘的大清改革,无论深度、广度还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恭亲王主导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救亡与启蒙、御侮与内治、稳定与发展、效率与公平、扩大执政基础与维护执政地位等等,举凡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出台、推进,改革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保全、发展。但是,因为现实政争的需要,自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被逐出权力中心后,他作为“老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受到长期的、持续的、人为的矮化、淡化及边缘化。
  慈禧太后显然更乐于让恭亲王的亲密战友、属下、学生李鸿章,装点改革的门面,这不仅是因为“李大架子”那一米八的雄伟身高和“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机智灵便,更因为李鸿章无论获得多么崇高的地位,也还是安全、可控的。
  当李鸿章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看做中国改革的旗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恭亲王指挥的航船上,李鸿章只是一个桨手而已;当后世的人甚至喊出了李鸿章是大清改革的总设计师时,人们的确忘记了,在恭亲王的设计工作室内,李鸿章只是个描图的学徒而已。而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整个晚清历史被有意识地妖魔化,恭亲王更被忽视。
  恭亲王的宅邸,至今坐落在后海边上,如织的游人中,多是来此瞻仰和珅故居,沾点财气与福气,很少有人关心“慈禧太后的小叔子”。一部有关恭亲王的电视连续剧,虽然有名角压阵,似乎并没受到票房待见,“一生为奴”的标题略显刻薄,倒也还算符合大多数人的观感。
  似乎是作为另类导游词,在整修如故的恭王府内,居然在墙壁上还能清晰辨认出斑驳的红色大字标语: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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