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官商百态
2017-08-29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9年,对于企业家张謇来说,实在是日理万机。不过,大多忙的不是企业的事,而是“国事”:组织各种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立即行宪,基本“不务正业”。
  其实,经营管理从来就不是大清企业家的“正业”。要在大清国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以不懂经营,不懂管理,但绝对不可以不讲政治,不可以不懂大局。一个优秀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紧跟风向,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随风摇曳的方向、姿态和力度。

冲刺官场

  大清国的创业气候属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权力是最核心的生产力,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掌控着经济的生杀予夺。讲政治、懂权力,就是最为基本的生意经。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都在殚精竭虑地进修官场权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被称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他与官场的互动成为经典的官商合作案例,既将他本人捧上云端,也在他进入云里雾里时突然抽手,冷眼看着他“飞流直下三千尺”,摔得粉身碎骨。
  在1909年宣统新朝可劲儿忙乎的张謇,毕竟是状元下海,层次不同,他所忙乎的立宪政治,版本新、技术含量高,大多数企业家当然到不了如此“票友”的地步,无非停留在讲政治的初级阶段:多交几个“大盖帽”(大清的官帽是最为古典的大盖帽)朋友,而且自己也去弄顶大盖帽,无非是花点赞助银子,以免今后见着“大盖帽”心里就发怵,甚或也有机会在那些没“大盖帽”的平头百姓面前压人家一头,虽不至于玩把“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但至少也可以提高嗓门吆喝两声,过过干瘾。
  有学者做过统计,在1885~1894年间创办民营企业的55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 候补道、候选道5人, 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 其他佐贰杂职7人。大清企业家的“从政热”似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升温,甲午战争后,1895~1900年新办的64家民营企业,其创办人中有布政使衔的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这是从“条”看的,从“块”来看也是如此,对1878~1907年的10家民营毛纺厂统计,创始人中的半数都有捐官的身份。如同读书人讲求“学而优则仕”,买卖人也同样保持了对官场的极度热爱,稍有点经济能力,就要买个机关干部的身份,写在名片上,挂在房梁上,刻在墓碑上。
  大清企业家怎么会成为如此可爱、乖巧的人呢?

官商一体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中,商人等于是全社会的盲肠,地位很低,多被忽略,而且时时有被割除的危险。尽管国家为了敛财的需要,早从秦汉时期就开始和商人做起了“大盖帽”的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帽”。但这种捐纳的官职,多是荣誉头衔,商人获得的,无非是些基本待遇,比如上了公堂不至于扯了裤子打屁股,见了官员不至于扑通一声就下跪磕头。当皇家需要的时候,商人可以成为“爱国商人”,捐粮捐款,当皇家翻脸的时候,商人便随时可以被作为专政的对象,抄家罚没,乃至推出午门问斩。在商人向权力主动投怀送抱的段子中,最为经典的就是明初的沈万山,向新政权效忠的幅度有点过度,马屁拍到马腿上,犯了朱大皇帝的忌讳,弄得倾家荡产,差点人头落地。正是因为商人在权力面前的“二奶”角色,更是刺激了商人前赴后继地向权力靠拢,争取扶正。几乎很少有商人希望子孙后代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多数被作为资助子孙后代远离商场,进入官场正道的台阶,这与妓女从良十分相似,总是想法跳槽,然后漂白自己的历史。研究商业史的学者,发现除了更为西化的“买办”们,愿意将自己的职业当做传家宝外,中国商人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将经商看做旁门左道而已。
  随着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商人的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的社会形象也在逐渐改变。尤其是连年来天灾人祸不断,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以商人为主要“消费群”的卖官鬻爵(“捐纳”)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捐纳的收入甚至高达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强,形成了供销两旺、交投活跃的红火局面。
  大清国但凡有点余财的商人,莫不捐了官职在身,略大些的城邑,一片落叶随风飘落,能砸到好几个这样的“官员”,到了年节上,大家都把官袍披挂出来,满大街都是“大盖帽”,蔚为壮观。
  捐官的动机,当然不只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政府建设。最朴素的想法,是一种自我保护。大清国施行的 “仁政”,从康熙大帝后,就一直高举着“永不加赋”的大旗。但是,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和公费吃喝、公务消费,加上不断地对外赔款,造成了支出增长呈刚性上升,大清国在1909年之前也没有实行先进的财政预算管理,甚至没有印刷纸币,无法玩一把财政赤字。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财政,一边是永不加赋的祖训,结果当然是遇见红灯绕着走:加强勒索、摊派,“赋”虽不加,但换个别的名称即可。晚清的财政,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摊派的财政,中央向地方摊派,大官向小官摊派,官员向乡绅摊派,乡绅再向农民摊派。这种实际上的摊派体制,与仁政的大旗相互矛盾,说一套,做一套,说的不敢改口,做的不敢声张,演变为全社会心照不宣的集体黑箱操作,给各级官吏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摊派是个高难度的工作,自然是专拣软柿子捏,商人捐官,基本的目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柿子”的硬度,多少减轻被捏的力度、频度。
  商人捐官再高一个层次的追求,就是便于与官方沟通。有个级别在手,可以与官员们平等交往,便于交朋友,寻门路。成了圈内人士后,衙门或许不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还不时能得到第一手的资讯,抢占商业先机,更有机会享受官方推出的优惠政策,比如税收减免等等。大清国的几轮经济改革,在向民营企业开放一些产业的同时,几乎都有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调控操持,给予那些被选中的民营企业家以相当年限的垄断经营权,这些当然是官商勾兑交流的成果。
  一个最有大清国特色的现象是,相当多的商人,尤其是那些国营企业(后来多数改制为官督商办)的管理者,其实是带着公务员身份“救生圈”下海的官员,他们在资金、设备等方面的资源调动能力十分强大。玩“大政治”的张謇,起步的时候除了一顶中看不中用的状元桂冠作为“无形资产”外,身无分文,甚至还背着一屁股的债,难以募集到足够的资本,但最后还是动用自己最拿手的官场资源,盯上了张之洞当年大办纺织时留在上海的一批美国产纺织机,与盛宣怀一人一半给瓜分了,作价25万两以官股投入,终于令自己的“皮包公司”成了货真价实的工厂。
  晚清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有着浓烈的官方背景,许多商人被吸纳到这些企业去,成了中国第一批职业经理人,而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他们必须有官员身份。到了1909年,大清国的能人们几乎都横跨官商两界,红门、黄门一起捞,或者是家族内部分工,有的当官,有的经商,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企业家的头衔上加上“爱国”二字,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既反映了资本与权力的不同地位,也体现了资本向权力主动靠拢、寻求和谐。官商的不断结合,虽然继续拉大了贫富悬殊,激化了阶级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但在另一方面,权力不再是资本的绊脚石,而日益成为同谋者,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人先“贵”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大清国施行高难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宪政)的基础。或许,  这还可以算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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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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