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司法 独而不立
2017-08-22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9年,大清国已经进入了宣统新朝,中央纪检部门却还在为上一任领导核心光绪皇帝亲自交办的一桩腐败渎职要案而忙碌:案件的主角是正一品大员、绥远将军贻谷。
  从大清国的潜规则而言,查办一品大员的腐败问题,往往只是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清洗。但这次,似乎并没有高层政治斗争的因素,大清中央实在是想树立一个真正的反腐败典型。

“私法独利”

  作为大清国掌握枪杆子的大腕,驻防将军的人选,必须是绝对能让中央放心的“自己人”。
  贻谷是满洲镶黄旗人,先天可靠,出身没有问题。他还是科举正道出身,点过翰林,“知识化”也符合条件。在“专业化”方面,他几乎是能文能武的全才:从1875年参加工作后,先在国防部(“兵部”)任职,参与海军建设;后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升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八国联军入侵后,他又在危难之中出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兵部左侍郎”),随后再转回文职,担任国史馆副总裁。这样几番磨砺后,就被委以重任,出任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赴绥远督办西蒙垦务,享受部长级别(“加理藩院尚书衔”),直到出任绥远将军,正式掌握枪杆子,文治武功,政绩斐然。
  大清国怕就怕认真两个字,而贻谷就是太认真了,破坏了官场潜规则,最后被人家给“潜规则”下去。事缘他核查边防用款,发现了一笔7年前(1900年)的军械修理费用,实际开支仅774两,而报账报了8475两。几千两银子的事情,在大清官场实在是小数目而已,就算当学费交了,也是“洒洒水”的小CASE。可贻谷一顶真,当时经办此事的部队领导人、原绥远城协领荣昌和原绥远城防御文哲珲,就坐不住了。这两人现在也都是官居一二品的高级领导干部,消息灵通,能量也大,自然是多方传话,希望贻谷顾及领导干部之间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野史甚至还流传八卦段子,说文哲珲试图用自己的小妾对贻谷进行“性贿赂”,但都不管用。于是,文哲珲便抢先动手,在1908年年初举报贻谷破坏蒙满民族关系,引起民族矛盾,“后患堪忧”,上纲上线。恶人先告状后,贻谷举报文哲珲贪污的奏折不久也到达北京,本来一滩清澈的水便开始越搅越浑。
  两位大员互相指责,中央当然很重视,由新成立的法部为主,组织专案组进行现场调查。结果,专案组中实际办事的樊增祥,是贻谷的老对头,趁机报复,给贻谷定了个“二误四罪”。光绪皇帝闻讯大怒,不顾御史的反对和绥远民间的鸣冤请愿,将贻谷“革职拿问、押解来京、监追治罪”,下场与文哲珲没有什么区别。
  不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辞世,政局动荡,贻谷便在法部的大牢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1909年,摄政王载沣基本搭好了管理架构后,法部才开始审理这一大案要案。这一案件牵连到民族关系和边疆开垦,情节复杂,涉案的人、财、物、事庞杂,内查外调需要大动干戈,直到1911年才定案,将贻谷发配新疆,但人还没出直隶,辛亥革命就爆发了。1921年,北洋政府下令为贻谷平反,并予以褒奖,徐世昌总统向贻谷颁发了一块“耆英望重”金字匾额。此是后话。
  值得注意的是,贻谷一案成了当时愤青们攻击“司法独立”的口实,他们坚信这一冤案的背后就是法部受贿,故意把水搅浑,以便“吃了原告吃被告”。大清愤青们编了个段子,将当时正在积极提倡的“司法独立”四字,改为“私法独利”:“私者,私弊也;法者,枉法也;利者,利益也……(法院)只知道枉法营私,独得利益,不管两造谁是谁非,就如此具结了案。” (民国胡季尘编《清季野史》)

“二奶”扶正

  古代中国的“司法”,从来都是“行政”的“二奶”,司法与行政的混一、司法屈从于行政,是数千年的中国特色。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却选择了这个最艰难的硬骨头进行攻坚,其奉行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其核心就是司法独立。当时主持修订大清国法律的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认为,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就不会有真正的宪政,“东西各国宪政之萌芽,俱本于司法之独立”,“宪法精理以裁判独立为要义”,“西国司法独立,无论何人皆不能干涉裁判之事。虽以君主之命,总统之权,但有赦免而无改正。”
  当时的舆论也认为:“夫所谓宪者何?法也。所谓立宪者何?立法也。立宪国者何?法治国也。法治国者何?以所立之法,为一国最高之主权之机关。一国之事皆归法以范围之,一国之人皆归法以统治之,无所谓贵,无所谓贱,无所谓尊,无所谓卑,无所谓君,无所谓臣,皆栖息于法之下,非法之所定者,不能有命令;非法之所定者,不得有服从。凡处一国主权之管辖者,皆同一阶级,而无不平等者。此立宪之定义也。”
  在中央机构的调整中,司法机关是变动最大的:原来的刑部改成法部,专管全国的司法行政,原则上不再兼理审判;原来几乎成了冷衙门的大理寺,改名为大理院,作为大清国的最高审判机关,沈家本出任最高法院院长(“大理院正卿”)。《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明确规定:“在大理院以下及本院直辖各审判厅局关于司法裁判权不受行政衙门干涉,以重国家司法独立大权,而保人民身体财产。”这是中国司法史上最重大的变革,司法终于破天荒地结束了数千年来的“二奶”命运,第一次与行政平起平坐——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191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院编制法》公布,大清的中央文件(上谕)继续强调:“立宪政体必使司法、行政各官权限分明,责任乃无诿卸,亦不得互越范围……嗣后各审判衙门,朝廷既予以独立执法之权,行政各官即不准违法干涉。”在这部法律中,明确规定,各级法院的法官独立行使审判职能,其他任何人不得干预审判,或破坏法官终身制,即使最高法院院长,虽然“有统一解释法令、必须处置之权,但不得指挥审判官所掌理之审判”,“法部对于推事(法官)及检察员,不得有勒令调任、借补、停职、免职、减俸等事”。这些规定,至少在制度设计层面上,试图确保法官的完全独立审判权。

摄政王绕道走

  当然,渐进的改革本身就是利益不断调整重组的过程。司法独立的原则虽然被写入了法律,宣示于朝野,但执行起来还有相当艰难的过程。在中央机构设置上体现了三权分立原则后,地方机构改革中,司法独立未能得到保障:司法行政与审判的干部任免权限,依然在地方总督、巡抚手上,政治前途捏在人家手中,法官的独立审判当然大受影响。
  尽管困难重重,但司法独立在大清国迅速成为代表着政治正确的主旋律,无人敢公然挑战。即使位高权重如摄政王载沣,即使他为了政治大局的考量,也只能“遇见红灯绕着走”,而不敢强司法之所难。
  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对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恐怖事件”的处理。此案如果“依法办理”,需由掌管公安职责的民政部移交给最高法院“大理院”,依法则汪精卫必死无疑。但载沣考虑到“党祸日夕相寻,恐益重其怒,乃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肃王善耆又从事赞成,遂饬法部以扰害治安定拟,判决二人皆处以无期徒刑,加重,永远禁锢。”(《清史纪事本末》)
  显然,为了展现执政者的宽容,行政再度对司法进行了严重的干预。虽然这一宽容与和解的姿态,赢得了海内外的一片喝彩,但最高法院却依然敢于对如此“公然践踏法律”的行为表示不满。据《申报》报道:“大理院中人因此颇以民政部逾越权限为辞。盖大理院虽只有按律定拟之办法,然具奏后仍可由特旨减免死罪。况监禁罪名,属于刑法,他部未便干预。大理院之政论,如是按照法理,此论固属正当。唯此案一经法庭正式审问,所有株连之人,势必尽数逮问,不但迁延时日,且恐诸多窒碍。民政部此举,盖为消弭党祸其见。其中亦有不得已之苦心,并非有意侵越司法权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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