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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到:创始人与收购方的博弈
2017-04-29 08:59:39作者:屈丽丽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编者按

周航离开易到,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演绎了创始人离开自己创业企业的故事。或许再晚一点儿,他很有可能会被自己所创立的企业以“开除”的方式而离开。


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放大了一个时代的焦点问题,那就是“创始企业控制权变更之后——创始人与投资并购方的矛盾”。事实上,产生这种矛盾的先例早已有之,比如:庄辰超离开去哪儿、杨浩涌辞别赶集、吕传伟退出快的、王微告别土豆……当然,更多的创始人选择了隐忍或迂回的策略,而周航的离开则显得更为激烈和直白。

从周航的“乐视挪用易到13亿资金”声明开始,到“易到与乐视控股就周航恶意诽谤的联合声明”,再到易到三位创始人——周航(原CEO)、杨芸(原COO)和汤鹏(原CTO)宣布联合辞职,以及乐视易到随即发布的全新核心管理层名单,短短几天时间,易到演绎了一场资本故事的爱恨情仇“大结局”。

然而,在“博弈”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两年前企业“资本联姻”过程中所遗留的各种问题,以及处理这些棘手问题的方式。如何正确处理创始人与收购方的关系?如何从战略、法律层面避免收购后的种种问题?本期商业案例从公司技术层面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采访分析,在复盘案例的同时,力求在实战层面给予类似企业更多建议。

问题

收购过程中的“特殊资产”

应该说,周航与易到、乐视的风波,肇始于他对“乐视挪用易到13亿资金”的声明,而这一声明本身,则暴露了双方最初在控制权让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控制权让渡之后,对占股70%的大股东在掌控董事会、经理层的背景下执行的具体经营策略,甚至资源分配上的调整。其他股东是否有途径或方式提出异议呢?如果双方当时有明确的约定,或者私下能够谈妥,相信作为创始人的周航不会以公开声明的方式来寻求“对话”或“解决方案”。

其次是控制权让渡过程中,双方都有商业模式的延续问题,在这方面,周航提了两点:一、易到是网约车(专车)的开创者,其最大价值在于拥有一批忠实的用户,在网络车新政之后,易到迎来了网约车的市场机会;二、易到本应抓住机遇,却因为资金问题受到掣肘。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乐视对易到的资金挪用13亿元。

且不说资金“挪用”的背后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单就这一点,就暴露了双方对战略侧重点的理解有重大差异。乐视显然是希望整体推进乐视的“汽车生态”,而周航作为易到的创始股东,会更看到既有商业模式的延续以及对市场机会的把握,分歧由此产生。

再次,当企业遇到困难或问题,是否可以再引进新的投资人或合作伙伴,这一点,双方在合作之初应该也没有约定清楚。否则,周航应该也不至于用“声明”的方式来督促:“事实上基于对出行行业前景的判断,以及易到在市场多年的积累和良好的用户口碑,一直有机构有信心、有意愿、有诚意投资易到。”

“期待乐视团队能够清晰看待当下的危机,接受外界合作伙伴已经提出的建设性方案,迅速、彻底地解决好易到面临的现实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太平洋证券研究院原副院长,现在为北京银杉科创投资管理中心合伙人张伟明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创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必要引入投资人,但如果更换大股东,则必须慎之又慎,因为实际控制人的改变,可能给企业带来新的资源和新的能力,但也可能改变这个企业的最优秀的基因。由此可能给企业带来战略方向上的迷失。”

的确,纵观当年乐视与易到的合作,易到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地位。从2014年9月到2015年10月,易到有一年多时间未拿到任何投资,而这一阶段,正在滴滴、Uber等竞争对手不断烧钱补贴用户的时段,由于易到在这场烧钱竞争中“捉襟见肘”,直接导致了易到市场地位的下降。

根据易观国际发布的《中国专车服务市场季度监测报告》,2015年第一季度,滴滴专车(含一号专车)、易到用车和Uber分别以80.9%、17.5%和8.1%的市占比,占据中国专车服务活跃用户覆盖率的前三名;而到2015年第二季度,则是滴滴快的、Uber和神州专车分别以82.3%、14.9%和10.7%的市占比,占据中国专车服务活跃用户覆盖率的前三名,易到用车已消失在前三甲中。

对于当时的易到来说,市场地位的下降,直接带来的就是融资机会的丧失,因为这些数据影响到了投资者对其前景的判断。不仅如此,神州专车董事长陆正耀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表示,滴滴与投资人签署了排他性协议,明确投资滴滴后不能再投资“某某”公司。Uber中国和神州的做法也类似。因此,易到已进入了大部分投资机构的“禁投名单”,处境十分危险。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乐视伸出的橄榄枝对易到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在于乐视给出的7亿美元的对价以及更宏大的战略格局,更重要的是彼时彼刻,乐视是唯一可以,或者唯一敢于与BAT抗衡的机构。而纵观滴滴、Uber、神州,背后无一没有BAT的身影。

曾投资乐视的鑫根资本创始合伙人曾强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如果在中国市场上能找到一个能够与BAT相抗衡的公司,那么它一定是乐视。”

由此,乐视控股易到过程中,双方的谈判筹码以及关注的焦点,包括最终的协议敲定,是否考虑到了未来的分歧,以及对待这些分歧的态度一定有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而这些秘密背后,潜藏了创始人周航不得不“出走”的种子。

有媒体曾这样总结双方当初合作过程中周航的心路历程:即“从‘乐视与易到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到‘我听不懂贾跃亭的生态化反’,到‘将信将疑’,到乐视第一代手机大获成功之后周航‘改变想法’,最后到‘乐视能出手已经很好了’。从中可以感受到周航的不愿、无奈和认命的态度”。如今,三位创始人的同时离去,让这家“网约车”的开创者、原本有望成为行业独角兽的企业瞬间剥离掉了“灵魂”。

“事实上,对于很多创业企业来说,创始人的能力、声誉、关系与其他特殊资产在合并或收购的过程中是难以被转让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是创业企业的特殊资产,而很多时候这些特殊资产往往是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通过恰当的治理结构或治理机制来实现这类特殊资产的效用,往往是企业并购过程中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北京实地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范伯松告诉本报记者。

设计

将筹码写入“法律设计系统”

对于周航出走易到的问题,有人曾这样评价,即周航的问题在于让出了控股权,希望以此为公司带来资金上的支持,结果却未能如愿。那么,对于周航类的创始人来说,在让渡企业控制权的过程中是否有办法来解决相应的问题呢?值得注意的是,这本身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但如何实现这种变更上的衔接,减少大股东变更引发的矛盾和障碍,应该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在张伟明看来,“中国正处于一个全民创业的阶段,上市公司与创业企业的结合一度被看做是成功的模式,上市公司实现了转型升级,有了新的概念,创业企业拿到了钱。但问题是双方结合之后对商业模式的重新定义,资源的重新分配,管理层的认同等都是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哪些是事先要谈详细的?哪些是需要公司章程甚至协议上做出约定的?哪些是需要制度安排的呢?

对此,范伯松律师告诉本报记者,“我们有个‘padma 法律设计系统’,专门用于对公司法律风险防范的指导,具体包括四个系统,这四个系统,恰恰突显了创业企业控制权让渡过程中存在的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主要问题。在实践中,企业可以参考设计系统将自身的‘筹码’写进这样的法律设计系统。”

在范伯松律师看来,“第一个系统就是制度规章系统,公司最大的制度是什么?就是章程,是一个公司的根本大法。但实操中,却是‘天下章程一大抄’,把公司法赋予股东的章程中自治的权利抛到九霄云外。所以,公司创始人如果在说话算数的时候,就把公司既定的商业模式写进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协议,再加上一条‘此条款变更与终止须得全体股东同意’,结果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对于既定的商业模式,由于面临政策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变化,很多时候不得不及时做出调整,甚至在实操上,商业模式反映在经营策略上的推进是模糊的甚至不确定的,那么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决呢?如何定义商业模式的变更呢?

范伯松律师表示,“关于商业模式的继续,创始人在出让股权之时就应该打出一套组合拳,单就章程中的条款来说,务必突出‘详细’。如果等到了自己成了小股东再去想办法,只能是追悔莫及。小股东并非就该任人宰割,公司法有专门的保护小股东的一系列措施,比如股东诉讼等,但打官司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第二个重要的系统就是企业的“合同管理系统”。要做到内部合同与关联企业合同及纯外部合同统一管理,一定要相互协调。

“假设之前易到的贷款协议与控股后的乐视易到的协议不协调的情形存在的话,就会出现风险,这也是保护双方权益的一种有效的事先约定的方式。是易到事件对于更多控制权变更企业的有益的启发。”

第三是“流程管理系统”。这是公司管理的程序法。范伯松律师提醒,“实践中,大家往往最忽视的就是议事规则,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办公会,都要有议事规则,而且一定要明确无歧义,万科事件在此之前就给我们在这个方面提了一个大醒。试想,假如我们所说的前两个系统真正得以建立和有效运转,声明中所说的现象还能出现吗?周航所反思的‘股东不平等’也会有所改善吧?”

第四个系统就是表单留存系统。“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个公司,责权利要分明,奖惩要分明!这些都要凭借证据,什么是证据?表单就是证据!”范伯松律师表示。的确,曾经有众多案子因为没有证据而败诉,在乐视、易到与周航这场声明“官司”中,外界所看到的事实上的不确定性就源自于没有看到双方签署的真正的文件,如果双方僵持不下到了诉讼的阶段,衡量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双方当时签署的法律文件。

模式

根本问题仍在于缺少正向盈利模式

对于易到来说,表面上看问题都出在资金上,当时融资引入乐视甚至让渡公司的控制权,目的都是要引入资金。如今易到三位联合创始人的出走及与乐视引发的争议同样因为资金,但是,在资金问题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公司盈利模式的问题。

一位国际投行的负责人就告诉本报记者,“易到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找到盈利模式,事实上整个行业都是如此。”

回顾乐视控股易到的整个过程,易到希望融到可以用来烧钱补贴用户的资金,而乐视则希望更好地打造汽车生态,并进一步打造从造车到约车的生态化反,但整个合作的细节都有待商榷,而正是这些细节,决定着这一战略的成败。

比如对于这场交易,乐视认为“首先可以将自己的LeUI(乐视发布的汽车服务系统)嵌入到易到旗下的汽车中,占据乘客的屏幕资源分发内容。未来乐视超级汽车能够实现量产之后,也可以首先由易到采购运营,走商用车路线,避免乘用车市场面临激烈的竞争”。但这一战略的前提是规模化,这显然与易到既有战略定位中高端的小容量市场产生差异。

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从造车到约车的生态化反,产业链的协同到底有多大?

所以,在这场交易发生之初,就有业内人士表示,“乐视能为易到带来的帮助有限,难以撼动当前格局。最理想的结果其实是乐视让易到用车坚守住当前的市场份额,然后再寻找机会进行突破。”如今外界很难评判乐视当时的思路,是因为当时的判断失误让易到走到了今天,还是这场交易的背后本身也是在讲一个乐视融资的故事。

不过,易到联合创始人杨芸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充返这个事情,内部当时是有异议的,但乐视强制要求这么做。”

“充100返100,很快就变成了充100返80。100元是现金,返的80元,有可能是真实价值不到20元的生态产品。开始我们觉得这件事能降低成本,但后来发现,乐视把所有的库存产品,都通过易到平台消化掉。周航在一次董事会上也曾严肃地提出过,他认为这对易到太不健康了。”

由此,乐视与易到的合作,并没有为易到找到真正的盈利途径。

观察

“更伟大”战略中的附属品

为什么很多行业独角兽公司或有潜质成为独角兽的公司,在遭遇投资或并购之后往往面临着渐行渐远的命运?为什么创始人出走或出局后,企业往往面临尴尬甚至不堪的局面?

事实上,上述问题在中国商业史乃至世界商业史上都有发生,究其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创始人往往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决定着企业的方向、战略和文化。创始人出局后,职业经理人很难引领企业走得更远,尤其在当今的创业和互联网时代。

简单来看,乐视与易到创始人的争议各有各的道理,但细究下来,特别是在站在时代的角度来看思考,人们需要特别慎重地对待一个问题:那就是创始人文化是否应该得到支持?创始股东的相关权利是否应该得到支持?以此进行延伸,在创业企业被投资、并购甚至发生控制权让渡之后,新企业的公司治理是否能够保障所有股东的权利,如何保障这种权利?

对于上述问题,易到联合创始人杨芸披露的信息显示,“乐视与易到的投资协议里写得很清楚。易到是独立运营,周航是CEO,除非他自己卸任,乐视没有权利把周航替掉。”

但在实践中,投资协议能否对抗董事会决议?缺少了财务权之后,原有的契约能否执行或落地?由此,创始人面临不得不出局的命运,往往意味着沟通或谈判已经很难解决相关问题,进入者的文化势必会取代原有的文化。所以,在易到,人们看到了乐视控股、公司法人已变更、原易到高管几乎走光了,易到基本被彻底乐视化了。

在本报记者采访多家创业企业的创始人的经历中,曾经问过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是否希望公司未来被BAT收购,记者也曾得到过很多相似的回答,就是“如果被BAT收购,我会得到更多的钱,但是我的业务将成为别人战略中的从属品,或者扮演支持者的角色,而如果我们自己做下去,这个业务在我们体系内永远都是第一位”。

值得担忧的是,在易到彻底乐视化之后,易到已经很难独立主导自己的命运,它将成为一个“更伟大”战略中的附属品。这也就意味着,它与原有的独角兽的形象将越来越远,当然,这在出行行业白热化的竞争中,也将变得无足轻重。

讨论

关于资金挪用问题或相应风险?

范伯松律师:

关于13亿是否挪用的问题,我认为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贷款是否存在没有按照贷款用途使用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易到的钱被大股东挪为它用的问题,这些都得看事实,当前,只见意见不见证据。贷款的主体如果只是易到一家公司的话,那么,贷款合同中的贷款用途是什么?银行如何进行监管的?但就第一层面来讲,我希望双方没有这个所谓的共用贷款的内部协议,否则,相关风险如影随形。如果单就第二层面来讲,两个公司有协议,很难说是挪用。如果两个层面叠加,还是那句话,风险如影随形!

投资人张伟明:

就目前易到创始人的声明和易到用车及乐视的声明来看,14亿是以乐视大厦为抵押,以易到为主体贷款的,债务归易到,其使用权也应归易到,不管内部签了什么协议,都是违反财务基本原则的,乐视在这一点上虽然声明不是挪用,但事实上形成了挪用的结果,这是致命伤。乐视的生态圈不应该是以拆东补西的方式来构建的,这不应该是乐视生态的本义,也不符合现代企业的治理模式。

资深财务专家李明言:

募集资金有用途,改变了用途就是挪用,是否违规要看公司层面的规定。

为什么易到是借款主体,借款的绝大部分用途却不在易到身上,实践中这样的借款合同是否可行?

范伯松律师:

按照最简单的道理,借款只能自用,不得转借出去,否则,轻者是欺诈,重者是犯罪,这就是我说的风险如影随形。这对于易到和其公司股东的利益,肯定都构成了侵权,合同肯定是成立的,但如果上述事实为真,合同当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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