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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通货膨胀就是利益集团的合谋
2016-12-22 16:13:22作者:樊纲 来源:新浪专栏

  第二类可称为“权威主义”或集权主义方法,近年来拉美一些国家(以及以色列,我以为),基本循此道而行事。既然经济中各种利益集团势均力敌,缺乏权威,政府便出面来充当权威,采取一套压制性的收入分配政策,如冻结工资等,强制性地实行紧缩。这种方法,自然及时奏效(例如以色列曾一度被视为医治通货膨胀的楷模)。但问题是,原有的利益结构和经济机制未变,皮球一时被压下了水,稍一松手,便会立即弹浮起来,加上压制性措施造成的社会危机,一定时期后也不得不松手,结果是早先一时取得的成就“通通丧失”。

  第三类被称为“新合作主义”,这主要是北欧各小国采取的方法。典型的情况是在社会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某种稳定的社会调节体制,如由政府、工会、企业家组成“三位一体”的协调机构,通过谈判来协调各方面利益,解决矛盾冲突。因而这也被称为一种“谈判文化”(negociation culture)或“社会伙伴关系意识”。

  这里之所以被称作“文化”,是由于作为谈判基础的,是各行为主体和“精英阶层”共同具有或达成的一种超越于特殊利害之上“共同富裕的意识”,借此就如何解决通货膨胀及其背后的收入冲突达成某种统一的意见,来约束大家的行为。

  这种“共同富裕的意识”的形成,显然是有实践基础的:人们在通货膨胀中会逐步发现,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的结果,不过是大家谁也不想得到的通货膨胀(不仅是“零和博弈”,而且是“负和博弈”),那么显然不如事先大家沟通,一起摆出“免战牌”的好(在博弈论中,这称为“纳什—古诺均衡”)。实行这种办法的国家,近些年来不仅通货膨胀率低,罢工也少,社会稳定,如有政策转变,过程也较平稳。当然,这种机制也有其问题:谈判往往是艰苦、复杂、费时耗力的,因而在决策形成及贯彻上会发生时滞。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成本”吧。

  以上三者当中,理论家们最为推崇、并作为其“政策结论”推荐给大家的,是“谈判文化”。它保持了民主——不是靠“拉一派打一派”,也不是靠强行专制,而是力求使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都得到肯定、兼顾和体现;又形成了权威——不是多元利益主体中某一方的权威,也不是强加于人的权威;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只是社会各方的“统一利益”或不同利益中统一的那一方面、那一部分;而这种权威的行使,依靠的则是社会内部的一种协调和平衡的机制。

  这一派理论家未作深入分析、但对我们来说可能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谈判文化”形成的条件。我想,“北欧小国”形成了谈判文化,与它们以下几方面的特征是不无关系的:(1)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的特点是,尽管各市场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但每个行为主体本身是具有某种“自我约束”动机的,比如说,“预算约束”是“硬”的:自己造成的损失不能让别人去分摊,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无所顾忌”地去争去夺。(2)这些国家都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民主传统深厚,机制健全。(3)“谈判成本”低。小国者寡民、寡民者易沟通。这是大国望尘莫及的。

  这一套理论,不可不谓具有启发思考的意义,为理解通货膨胀包括我们公有制的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角度。

  (摘自《经济十八讲: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樊纲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