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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犯罪报告:5年落马超千人

深度阅读 来源:《法人》 2014-02-14 13:20:40 阅读: 评论:0

  如非法吸存案件、贪腐类案件的持续高发,与经济转型中的不顺畅有关,涉黑案件在2011、2010年达到高峰,与当时的重庆治理模式有关。2013年曝光的大量食品安全犯罪、环境污染犯罪,也是在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社会和谐发展大背景下,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查处、曝光力度。因此,经济犯罪就是经济发展的缩影,经济发展中的失败抑或进步,都会通过经济犯罪这个反面的例子反射出来。

  最后,刑罚处置呈轻缓化趋势。

  今年的企业家犯罪刑罚确定率明显提高,有明确判罚结果的200例。其中,判处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缓刑的27例,超过一成;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39例,将近两成;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4例,接近一成。整体来看,判五年以下的占了4成左右,刑罚宽缓化趋势明显。从统计数据来看,近三年媒体报道的企业家死刑案例也在2012、2013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大幅减少,更多的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

  另一方面,随着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标准的提升和明确,很多民刑交叉案件由于证据标准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或者当事人双方进行了刑事和解,从而可以进行非罪化、轻刑化的处理,近三年涉案企业家被判5年以下轻刑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从21.43%上升到2013年的40%。

  但我们也看到重刑仍屡见不鲜,如2013年企业家们被判处无期徒刑的18例(9%),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8例(6%)、死刑立即执行4例(都是集资诈骗案,包括曾成杰案),死刑绝对数量虽少,但在经济犯罪普遍宽缓化趋势下,仍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家们被判处死刑,甚至立即执行,这也是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犯罪背后的诱因

  企业家犯罪原因,往往复杂而深刻,结合2013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整体现状,《报告》分析了企业家犯罪的几大因素: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未能理顺”成为企业家犯罪现状的根本因素。中国当前面临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根本上都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如地方债务、金融风险、产能过剩、国企转型不畅、高房价等,无不是由于政府越位、缺位、错位,导致市场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民营企业融资难、市场准入受限”成为企业家犯罪现状的直接因素。我国在过去30多年里,人均GDP增长的倍数是178倍,而人均储蓄增长倍数是1619倍,是经济增长的10倍左右,由此产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资金,但这些资金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只能通过炒房、炒矿等投机方式,或者利用各种地下金融方式进行投资。

  “政府转型副产品”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制度因素。政府转型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到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居于市场之后,从台前到幕后的角色转变既需要制度支持,又需要观念转变。长期以来,我们虽然经过了多次机构调整,但经济事务的管理部门仍设置过多、分工过细,由此导致职能交叉、职能重叠、多头治理,这些反过来助长了政府的部门利益。

  “规则缺失、监管不利导致官商勾结”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客观因素。经济犯罪与自然犯罪不同,不是自古而来就约定俗成作为犯罪处理的,而是随着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据政策调整的需要,对经济犯罪的认定和处罚也随时发生变化。

  “刑法万能思想与政府责任的隐蔽化”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主观因素。刑事法网的扩张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领域罪名、罪状的增加,司法领域扩大追诉范围、任意追诉的现象也层出不穷。

  “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监督失灵”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个体因素。企业内部的权力制衡是企业治理结构的核心,它应当以公司内部权力建构为基础,在权力行使主体之间予以制衡。公司内部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才能够充分发挥公司最佳运作潜能。

  除上述客观因素之外,企业家个人的主观因素也在犯罪形成中占据了相当的地位。身为一名经济犯罪的公诉人,笔者在过去的几年中办理过上百件经济、职务犯罪案件,很多案子都让人扼腕叹息。对这些具体的、亲历的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企业家犯罪的微观一面。

  首先是侥幸心理过强。

  一些企业家对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把握模糊,面对周围的不规范现象不划清界限,而是抱着“法不责众”、“大家都这样,我这样也没事”的侥幸心理,一旦事后追责,则责无旁贷、罪无可恕。

  法谚有云“不知法者不免责”,对于是非对错,普通人虽然都有认识,但涉及政策的模糊点,往往就缺乏判断标准了,但黑白的关键就是,是不是该拿的钱?只要不是应该的、合法的收入,拿了就轻则违纪、重则入刑。一个央企的部门负责人与副手曾经在长达数年之久一直将账外收取的钱放在自己部门的小金库内,按照部门人员的级别、辛苦程度,作为福利发放给单位人员,被查办的时候,这两位公司高管仍很不以为然,觉得都是自己辛苦创收的钱,给大家分了,为什么就犯法了。但我们看到单位提供的账目中,公司高管拿着每年上百万的年薪,日常支出基本上单位还给予报销,如此丰厚报酬下,还动起小金库的主意,反映出企业自身财务管理松懈、对高管监管不利等问题,这些高管们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

  君子好财,取之有道,无论何种情形,只要拿了不该拿的钱,遇到查处就脱不了干系,无论当事人是否对国家和企业作出过杰出、不可代替的贡献。不要有侥幸心理,而且一定要知足,这是面对灰色诱惑的不二法宝。

  其次是交友不慎,容易触犯企业经营红线。

  企业家犯罪往往不是单个的现象,而是多人、多次实施,很多共犯之间都是同事、朋友、家人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也导致了其在处理公司事务时容易与个人情感纠缠不清,在不良亲友的影响下,走上犯罪道路。

  企业发展壮大之后,企业家们容易迷失自己,陷入对自己能力的盲目自信中,在身边人的鼓动之下,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从而为所欲为。曾经有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国企老总,对事业充满追求,但就是在他蒸蒸日上的时候,结识了一名异性合作伙伴,在后者的要求、建议下,其一次次的通过抬高合同金额、虚构合同项目等方式将单位的大笔资金转到合作伙伴的账户,最后的结果就是二人成为了贪污罪的共犯。

  企业家们往往都需要丰厚的人脉资源,但如何甄别,关键是划清公私界限,不能让朋友私情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否则,二者交融,很容易公款私用、损公肥私。

  最后是不善于用法律手段处理事务甚至违法维权,手段的违法性不能使合法的目的脱责。

  企业家往往是经营方面的行家,但对法律事务的不熟悉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排斥心理,导致其在处理公司经营、纠纷时,倾向于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甚至违法手段,从而将自己本身合情合理的诉求因为手段的违法性,而受到追究。一个民企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又系公司大股东,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为了及时周转资金,因为股东会的召开比较麻烦,甚至害怕引起小股东的不同意,私下里派人伪造了对方的签名、印章,制作了假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小股东的股份转给自己女儿,使自己享有绝对话语权,然后将公司财产作为抵押,借贷了大量资金用于新项目的开发,事后虽然再次采用伪造签名、印章的方式,将小股东的份额予以恢复,但这个过程中小股东知道了自己已经被工商变更为非股东,遂报案指控大股东侵占自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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