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总局局长张茅点赞马云 “像抓酒驾那样打假”
2017-03-11 09:51:20作者:李立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并不频繁更新微博的马云3月7日刷了一条微博。“像抓酒驾那样治理假货。”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通过微博向两会代表提出倡议,“我建议参考酒驾醉驾治理,设想假如销售一件假货拘留七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那么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食品药品安全现状,我们国家未来的创新能力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3月1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赞成马云“像抓酒驾一样打假”。并提出“应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建立信用系统,只有这样,假货才能大幅度减少”。

   “打假”已然上升为全民讨论的话题,据不完全统计,马云的呼吁已经引发了上百位两会代表、企业界、司法界人士对打假的讨论,酒驾式打假的声浪正在扩散到社会更多的层面。这可能成为社会各界最广泛参与的一次“打假”行动,深受假货之害的消费者、企业将成为新一轮打假运动的主力军。

各界声援打假

   恐怕马云自己也始料未及,这场打假的风暴来得如此之快。

   “假冒伪劣问题可能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比较长期困扰的问题。每一次新闻会上大家都会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每一个消费者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都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头疼、很烦恼。” 张茅坦言道,“我国有13亿消费者,假冒伪劣商品对市场经济的环境、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程度确实很多、很深。”

   其实无论是国家管理部门还是企业和一些公益机构,一直都在为治理假货做出努力。

   在过去几年里,马云和他带领的阿里巴巴像一个布道者,在不同的场合讲述假货之痛以及给平台带来的伤害。突然在近日,打假问题迅速发酵成为全民大讨论的话题。

   “马云的呼吁之所以在如此短时间迅速发酵,一是假货问题历来是两会关注的重点,整个社会对假货的认识也已经积累到新的阶段,痛恨假货的人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开始进入品质消费时代。”电商界资深观察人士王琪一直在密切关注这场风暴的发酵。

   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近期就在微博上以亲身体验调侃,“波尔多红酒为啥劣酒少?不是法国人觉悟高,是法规严苛。中国为啥假货泛滥?根源在法律偏袒:造假售假在5万元以内不属于犯罪”。史玉柱曾经悄无声息地在波尔多右岸买下了名为“萨尔斯”的酒庄(Chateau deSours)。“应该也是想喝到真正的好酒,国外的葡萄酒运进国内往往在灌装和贴标时造假,资深的葡萄酒爱好者一般都不会买国内贴标的葡萄酒,更倾向入手酒庄灌装、原瓶进口的葡萄酒。”葡萄酒业内资深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玄机。

   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领军人物,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第一时间称赞“像打酒驾那样打假货”的呼吁像“伐假的檄文”。柳传志表示支持改善立法加重刑罚治理假货,并直接“请求人大尽快就此立法(千万不要拖拉),全民监督执法”。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假冒伪劣影响我们的行业、企业有序发展,更影响中国的国际化形象,也是阻挠商业文明和创新的毒瘤。”

   阿里的举动戳中了企业家们面对假货伤害的痛点,据记者了解,从制造业到酒企再到专家代表,更多的人正在加入到声援打假的行列中来。山西加佳怡园酒业CEO郝丽卿认为中国造假售假已经到了非整不可的地步,一定要让造假售假者付出惨痛代价,不能让劣质驱逐优质的事件经常发生。

阿里打假之惑

   假货之痛如刺在哽,马云每一次提起愤怒中都掺杂着委屈。

   过去的几年里,马云曾经反复被问及平台与假货的关系。“阿里巴巴就是假货的受害者。每卖出一件假货,就会让阿里巴巴失去5个以上的用户。”每一次马云都态度明确:“打假是阿里唯一一个人力不封顶,财力不封顶,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秘书长邵晓峰向记者表示,不过在其中阿里也“非常尴尬”。

   阿里目前实行的是联合执法机关和权利人三方合作的打假模式,阿里在其中扮演协查的角色,并没有行政执法权。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阿里内部人称“灭绝师太”,经常配合公安机会冲在打假一线。在她看来,鉴定难、定量难、抓捕难等是电商平台在打假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难点。在三方联合打假的过程中,权利人的鉴定非常重要,如果权利人不配合或者拖沓,各方只能等待,检察院无法认定,最后案件只能不了了之;其次是定量难,交易数据不能直接拿来当作证据,只能看查封现场货的数量,还必须看标签上货品的价值,这样一路过来很多证据数据都不能用;最让郑俊芳感到痛苦的还有造假者累犯、再犯的几率非常大,“违法成本低,一些人在这个链条中反复受益”。

   郑俊芳向记者透露了一组数字,阿里在2016年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假售价线索,最终破案数为469个,但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确认已经刑事判决的只有33例,比例不足1%。这33例涉及的判决人数为47人,但其中判缓期执行的多达37人,占比79%。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知识产权支队一线民警告诉记者,最关键的是整个法律上面滞后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检法最终对协议人的定罪量刑没有实现客观的罪责刑相适应,大多数查获的刑案,法院判处缓刑。”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巡视员林志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对于生产假冒伪劣的群体,抓到后有部分以罚代刑,给予一些罚款,达到一定数量再入刑,在执法过程中以罚代刑的现象比较多。打得不疼不痒,罚得不够,导致犯罪成本很低。比如此前东部某省份一个销售假品牌内衣的案件涉案金额超过200万元,但判决结果是判三年缓期四年。

   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也给造假者以极大的可趁之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认为:“5万元是一个死数字。1997年就确定的死数字,这么多年没有调整。打假形势日新月异,不能只考量销售金额,还可以考虑销售件数。”

全民共治之路

   打假不应该是某个公司的事,也不单纯是电商平台的事情,重要的是加强规则与监管。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建议,“打击假货不能一味地增加电商平台的责任,打击假货链条的每个责任方都应该参与进来,各自承担起责任”,打假应该通过《刑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以系统性解决假货问题。

   惩治力度不足的同时,是制假售假显现出愈发专业和隐蔽的趋势,让打假难度更大。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知识产权队副队长陈竞凯向记者介绍了一个过往案例,浙江嘉兴一个售假者,从服装工厂拿不贴商标的“白板”衣服的货,网上卖几件就临时贴几件的标示,查到了这家工厂,也难以将其定为售假证据。更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科技手段,使用VPN代理让网店商品的发货来源分散地显示为境外多地,并与当地物流公司配合,通过对扫码枪做手脚,显示假的快递轨迹。

   上述现实情况再加上制售假身份证和银行卡、空包网、刷单群体等角色,决定了打假者面对的是一整条制售假产业链,单凭一方很难让打假产生效果。需要通过一个顶层设计去统筹公安部门、政府、平台方、权利人、消费者等共同治理。目前至少在区域范围内,平台与公安层面已经建立起相对紧密的联系。陈竞凯透露,公安已派人常态化入驻阿里,双方共同组建了联合办公组,阿里为公安提供平台数据做协查。

   除了公安,也有专家指出了政府方面的责任。在3月1日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主办的一场与打假相关的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称,打假不能光靠公安一家来做,也不能只在特定区域打假,要推动打假主题多元化。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作为制售假受害方之一的权利人正在强化自身保护意识。在上述这场研讨会上,除了来自学术界的人士外,还包括Burberry、老板电器、圣迪奥(女装)、洁丽雅(毛巾)等品牌方出席。圣迪奥方面人士在会上称,公司在打假上投入不菲,但收效甚微,他希望社会各方联动治理假货,也代表了很多实业企业的想法。

   同样作为政协委员,马化腾也谈到了对微商的烦恼,法律和法规没有赋予腾讯权力把一些认为肯定有问题的微商关掉。“我们很为难,也很无奈。”马化腾说道。在郑俊芳看来,打假的链条广泛存在于各个电商平台,经阿里巴巴查证,很多售假者往往在微商上进行商品展示,最终又回到淘宝交易。从长远来看,各个平台联手打假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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