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中国人权状况处最好时期

　　近年来中国的人权进步是世所公认的，中国在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人权状况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人权发展道路，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此，《报告》自身也不得不承认“今年为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有效倡导游说的国家政府相对较少”。事实上，报告中罗列的“推测”、“被传”、“估计”出来的“事实”恰恰是过去一年公认的中国人权的进步所在。

　　政治化的人权逻辑蕴含着双重的政治前提：一是对中国人权状况以及社会制度的一贯偏见;二是为中国以臆断的中国“各种侵犯人权行为”制造一个新的政治难题。而这双重政治含义背后的真实寓意无疑更为深刻，这表明西方一些人仍然在继续基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制度霸权意识来从人权上认知和扭曲中国。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西方一些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又是以怎样的思维方式把人权演绎成为攻击中国的政治工具的呢?对这一问题做一有益的探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报告》真实的政治意图。

　　偏见的起点当然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思维，迟至今日，这一强大的思维定势仍然主导着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延续这样的扭曲认知，而且，只要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就会坚持对中国的制度性扭曲，就会始终在意识深处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对西方制度的威胁和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对自己的政治制度产生出莫名的优越感和对其他所有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制度性傲慢与偏见，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价值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制度性傲慢，西方才会肆无忌惮地在世界各地推行“全球民主运动”，任何一种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会受到严厉的舆论攻击和打压，相关国家也因此被贴上“不民主”、“专制”、乃至“无赖国家”的政治标签，这一制度性傲慢投射到对中国的人权态度上，当然会与制度威胁心态相融合，形成更加强烈的政治偏见。在此意义上，《报告》隐含的是一种新“中国崩溃论”：既然不能在经济上指望中国“崩溃”，那就通过人权这一政治武器从内部促使中国崩溃。这是《报告》刻意强调“阿拉伯之春”，臆断“阿拉伯之春”使“中国政府感到焦虑不安”的真实动机。